朱穰丞：消失在西伯利亞的中國人
懷人篇
作者：朱可常
父親朱穰丞，1901年出生於上海，1943年冤死在茫茫的西伯利亞。
父親祖籍是江蘇省吳縣洞庭東山。他深受五四新文化運動反帝反封建的影響，崇尚民主與自由。1921年他和幾位有共同思想的青年朋友發起組織了一個學術團體，因該年為農曆辛酉年，故取名“辛酉學社”，他任總幹事。“辛酉學社”進行學術交流，開展社會活動，創辦職工夜校，出版《辛酉學社月刊》，積極宣傳新文化新思想，抨擊舊社會舊思想。與此同時，他對話劇產生了強烈的興趣，創辦了辛酉劇社。劇社早期的成員有：袁牧之、馬彥祥、葉靈鳳、應雲衛、譚抒真、沈頌芳、羅鳴鳳、王瑩、王季鳳等。1925年他們第一次公演了《虎去狼來》（改編自田漢的《獲虎之夜》），同年秋季為五卅慘案捐款演出了《山河淚》。
父親是劇社負責人，又是導演，幾乎全部精力都投入了戲劇，接著劇社陸續演出了《酒後》，菊池寬的《父歸》，武者小路實篤原著、田漢翻譯的《桃花源》，以及契訶夫的《文舅舅》（即《萬尼亞舅舅》），安得列夫的《狗的跳舞》。《文舅舅》和《狗的跳舞》都是父親自己翻譯、自任導演，都由袁牧之主演。當時辛酉劇社演的多數是外國名劇。父親強調提高藝術質量，反對用離奇的情節迎合一般市民的趣味，他是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劇體係介紹到中國並成功地運用到導演藝術中的先驅。夏衍在他的回憶錄《懶尋舊夢錄》中多次提到了朱穰丞，說“這是一個悲劇，我希望中國近代話劇史上，不要忘記這個先驅者的名字”。
1928年10月，田漢的南國社，洪深的戲劇協社和父親的辛酉劇社共同發起“上海戲劇運動協會”（見1928年10月27日《申報》第五版），推動我國早期話劇運動。這期間父親結識了潘漢年（黨中央文委書記）、夏衍等黨在文化界的領導人，和他們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他特地請潘漢年擔任辛酉劇社的顧問，指導劇社的工作，在潘漢年、夏衍的影響下，他接受了黨的思想，閱讀了《共產黨宣言》《共產主義A、B、C》《資本論》《家庭、私有財產與國家的起源》等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以及《新青年》《萌芽》《奔流》等進步雜誌，思想起了急劇變化，這是他人生道路上的重要轉折，他從為藝術而藝術的“象牙之塔”中跳了出來，從一個單純的藝術愛好者轉變為信仰共產主義、積極投身到革命戲劇運動中去的革命者，他參加了“左翼劇聯”的籌建，成為“左翼戲劇家聯盟”的骨幹分子。他又參加了黨的外圍組織“反帝大同盟”，擔任“反帝大同盟”的秘密交通員，當時他在一家外國人開的名為“Kary Walsh”的書店任職，將這家書店作為秘密交通聯絡站，把“反帝大同盟”送來的秘密文件分別轉送到其他各個聯絡站去。
1930年的上海，國民黨對左翼文化的摧殘變本加厲，白色恐怖加劇，“左翼劇聯”不能公開活動，辛酉劇社也被迫解散。懷著一顆憂國憂民的心，為了尋找救國之路，父親打算到蘇聯去，他要親眼看一看經過了十月革命的社會主義蘇聯。他把這個願望告訴了夏衍，告訴了我母親，因一時沒有找到去蘇聯的渠道，於是決定先到法國去，然後再設法轉道去蘇聯，“但我的目的地是蘇聯”。
1930年初冬，父親搭乘去法國的郵船，母親帶著我到輪船碼頭去送行，父親對我說：“爹爹去三年就回來，你要用功讀書，想念爹爹的話，每年春天幫助姆媽把爹爹書架上的書拿出來曬曬，免得被蟲蛀，你長大了慢慢閱讀這些書籍。”這是父親給我的最後留言。可是三年他沒有回來，五年、十年也沒有回來。我萬萬沒有想到父親一去不複返，從此母親失去了丈夫，我和兩個年幼的弟弟失去了父親，這竟成了永別。
父親到了法國就讀於索爾邦大學。最初他時常和家裏通信，信中說他生活非常艱苦，常常因為要多買一本書看就挨餓少吃一頓飯。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不久，上海《新聞報》突然登載一則消息說：“朱穰丞因為參加反帝鬥爭集會遊行宣傳抗日，被法國政府逮捕並驅逐出境。”原以為父親赴法“勤工儉學”是留學進修，聽到這個消息才知道他參加了革命活動。但父親在法國的詳細情況我一直不清楚，直到1935年父親的摯友沈頌芳從法國回來，他是新聞記者，留學法國時曾和父親一起參加“反帝同盟”，他對我說因為自己老了，萬一不久於人世，一定要把他所知道的關於我父親的不平凡的事跡告訴我，讓我知道父親是一個真正獻身革命的人。他還說，當時父親曾和著名音樂家冼星海一起住在巴黎拉丁區一座七層高樓上，生活非常艱苦，他的生活費是“共產國際”供給的，每逢節日聚會，冼星海的音樂節目和父親編導的短劇受到華僑工人和留學生的熱烈歡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