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今天大家回想一下，我覺得大部分問題基本解決了，還有一些問題得到了根本解決，像批文問題、人民幣和外彙對接的問題。所以我感覺自己雞蛋孵小雞的溫度應該是39度左右，我1984年辦企業的時候溫度是42度，生命力極強的小雞才能孵出來，大批的雞蛋孵不出小雞。現在的溫度是39.5度，但已經好得很了，所以大批的雞蛋都可以孵出小雞來。我覺得做成這件事國家也是很不容易的。
從柳總的話，我們不難看出，聯想在早期發展時期，吃了不少政府批文的苦頭，深感沒有政府的支持，發展很不容易。而在發展起來以後，好像有另一種心態：沒有政府的支持又怎樣，我們還不是發展起來了？據我分析，這種心態為聯想如何對待政府關係定下了調。
在老一代聯想人心目中，對政府肯定存在一種心態：聯想是屬於姥姥不疼，舅舅不愛的另類。他們在政府基本沒有支持的情況下，完全靠市場運作打拚出來了。所以難免對政府的態度會有所保留，而且這種基調是完全傳承下來了。如果說老一代聯想人至少還知道政府的厲害的話，那到楊元慶這代則又有不同。我在與元慶共事的幾年中，很多事涉及政府關係，多次直接聽到他的觀點。首先感覺基調還是柳總總結的那些，其次元慶更加務實，對政府的看法更實際，他需要政府能給予聯想實際的支持。一般來說，他肯定是比較看重直接與企業有關的那些政府部門，比如：中科院、信息產業部、科技部等。有一次，他突然通知我跟他一起去見前中科院院長、現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周光召，討論是否能承接國家科研項目的問題。這使我感到吃驚和突然，因為在聯想的曆史上，還從未參與過國家重大科研項目呢，現在突然討論這個問題，確實感到一頭霧水。路上在車裏，元慶談了一些他的想法。總的意思是我們要改變一些做法，爭取去承接一些像“863”、“973”等國家科研項目，這樣一是提高品牌形象，二是爭取國家的經費，三是切實為聯想的技術注入能量。到會場一看，與會者除了周光召委員長外，還有現任中科院院長路甬祥、科技界著名專家汪成為等。那是一個非正式會議，基本上是元慶表態願意積極參與國家有關科研項目，各位領導很支持並欣賞聯想的想法，也表示今後的國家課題要考慮讓聯想這樣有實力的企業參與等等。從那以後，聯想研究院還真與其他單位一起，承接了少量“863”項目。從此事感到，元慶是重視這類實實在在的政府關係的。至於比較虛的關係應該是看得不重的。
其實聯想以前在承接國家科研項目方麵也不是沒做過，而是吃了一些苦頭才顯得比較慎重的。後來在聯想內部形成一些觀念，比如說：國家的錢不好拿，拿了以後就要應付各種檢查、審查，甚至審計等等，還要不斷地提供各種報告、數據等，是費力不討好。在這種思想指導下，聯想基本不太承接國家項目了，直到2002年，這種情況得到了改觀。那時，我在產品鏈管理部分管專利管理工作和對外合作工作，對外合作中一個主要工作就是政府工作。那時我們的指導思想已經非常明確：全方位打開思路，打破條條框框，堅決爭取各種政府項目，能拿多少就是多少。記得當時有個明確的想法：我們辛辛苦苦地生產電腦，做了成千上萬台，才有那一點利潤。為什麼不去爭取國家的資助呢？至少對聯想來說那就是“純利”啊。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當年確實爭取到了多個國家大型項目，像移動通信一個項目就有近千萬元的資金。那一年總共爭取到了2000多萬元的國家資金，比起以往至多100萬～200萬元的資金，確實創造了聯想曆史性的記錄。通過這件事聯想也首次嚐到了做政府工作的甜頭。但是我們很清楚地認識到，這些資金比起一些企業來還隻是零頭。像華為、中興、大唐等企業每年可能有上億元數量級的國家投入，那些大型手機廠商也能拿到千萬元數量級的經費。政府資助企業項目其實隻是政府工作的一個側麵，但它確實反映了政府的一些態度。在我們“覺悟”後打政府關係時，一些政府官員明顯地用嘲諷的口氣說：你們聯想不是看不上我們這點錢嗎？你們多牛啊？我們隻好打碎牙齒往肚子裏咽。
據我們了解，中國的一些大企業，無一不是重視政府關係的，而且全是“一把手工程”。前文提到的張瑞敏、李東生都是經常往北京跑，與各個政府部門打交道。TCL駐京辦事處就是一個政府關係部，它的主任據說是前信息產業部司局級退休官員，專門為李東生打點中央各部委的關係，這種工作的力度所出的結果可想而知。在2002年，曾經在業界非常有名的公司——春蘭集團，在媒體上相當紅火了一陣。記得當時搜狐網站上辟有一個專欄區，每天發表有關春蘭的消息。中央的曆屆主要領導，似乎都到春蘭參觀過。至少證明他們的政府關係是做得相當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