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科技水平問題
由於其雄厚的經濟實力，美國當之無愧地成為當今世界的科技中心。特別是在IT領域，可以說幾乎所有IT核心技術都出自美國，不僅核心芯片、操作係統，甚至重要的部件技術，如存儲器、網絡、周邊設備等均處於領先地位。這點不但發展中國家無法相比，包括歐洲、日本等發達國家也不能抗衡。20世紀90年代初期，日本曾經想通過所謂的第五代計算機，來趕上或超過美國，最後也以失敗而告終。如果說，美國的科技水平是第一層次，歐洲、日本屬於第二層次，韓國、中國台灣屬於第三層次的話，中國大陸和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可以算是第四層次的。我們幾乎沒有原創型的技術產生，隻能是跟在別人後麵消化吸收，做一些應用層麵的開發技術。這是一種非常嚴酷的事實現狀。
3.人才問題
改革開放後20多年，隨著中國的經濟的發展，教育事業也發生了巨大變化。截止到2000年，全國高等學校1813所、成人高等學校772所；普通高校在校生556萬人，成人高教在校生354萬人；在學的碩士生23.4萬人，博士生6.7萬人。盡管發生了巨大變化，但是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仍然很大，如與美國和韓國比較，25歲～64歲人口中具有高中及以上受教育水平者比例分別占87%和66%。其中，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分別占35%和23%。相比之下，中國2000年25歲～64歲人口中受高中及以上教育水平者隻占18%，受初中以下教育水平的占82%，受小學及小學以下教育水平者比例高達42%。每百人中受大專及以上教育的人不足5人。更嚴重的問題是，本已很低的人均教育水平，還有大量的人才外流。據統計，改革開放前後有30餘萬名中國留學生旅居海外，其中有20萬人在美國。這些使得中外人才的差距進一步擴大。
4.知識產權問題
這是與科技水平密切相關的問題。迄今為止，全世界的知識產權90%掌握在發達國家手中。按中國知識產權局的統計，在高科技領域，90%以上的專利是外國人申請的。除了數量上的優勢外，質量上更是無法相比的。占很少比例的中國專利中，大部分是價值不大的個人專利，而有一定價值的職務發明專利所占比例更小。在這很少的職務發明專利中，真正具有價值的基礎發明專利已是鳳毛麟角。基本可以認為，代表著整體技術水平的專利幾乎完全控製在外國人手中，中國企業隻是在應用層麵上掌握一些技術。另外，中國企業普遍的問題是在專利風險控製、專利授權等方麵，可以認為，普遍存在較高的經營風險。此問題將在後麵章節展開討論。
通過以上分析，中國在世界的整體經濟環境下，無疑是處於經濟產業鏈條的尾端，目前基本不可能出現技術領先的國際化企業。我們不得不為100多年國家整體的落後付出代價，也不得不走發達國家已走過的工業化道路。在這種情況下，一個中國企業的發展顯得異常艱難。即便是在近20年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看到，每年中關村會新成立幾百個公司，而同時又有數量相當（甚至更多）的公司關門，最終能形成一定規模的公司就更少了。另一個比較普遍的現象是，一般做技術的企業似乎都沒有發展起來，除非他們改做了貿易；而以貿易起家的企業一般都能較好地活下來，相當數量能發展成具有一定規模的企業。這些情況能反映中國IT企業發展的一些基本規律。很顯然，在我們國家的國力、科技、人才、知識產權等整體無優勢的前提下，想以真正的技術起家，是有非常大的難度的。企業做貿易，實際上是一個學習、補課的過程，我們需要學習太多的東西，如何計算投入產出、如何控製成本、如何做市場、如何建渠道，這些原屬於資本主義的基本遊戲規則，在20世紀80年代～90年代需要中國企業從頭學起。顯然，從做貿易學起，是中國IT企業比較容易入門的道路，而且即便把貿易做好、做大，也不是那麼容易的。否則也不會有那麼多做貿易的企業做不大，甚至倒閉的現象了。
當然，任何事情都不是絕對的。在絕大多數中國IT企業很穩地走在貿工技路上時，也真有幾個不知死活的企業偏偏大做技術，在技術驅動力的導向下，發展貿工，逐漸壯大自己。像華為、中興、大唐就是這些企業的典型。除了體製問題、國家的支持等要素，不能不說這些企業的領導人有著超人的膽識和魄力，在極其不利的大環境下，敢於走一條與眾不同的路子，為中國IT企業發展開了新的先河。
再看聯想當時的情況，我們不能不認為，柳、倪的悲劇不僅是聯想的悲劇，某種意義上也是中國企業的悲劇。我們可以做太多太多假設，假設沒有這場悲劇，聯想將會怎樣？其中最吸引人的大膽假設是：如果當時柳傳誌在與倪光南充分溝通的基礎上，雙方都認識到對方觀點中合理的成分，而找到某種漸進的模式，即在聯想能夠生存的前提下，也在國家的大力支持下，以比較強的力度投入技術研發，也許聯想的今天會是完全不同的樣子。曾有不少業界人士大膽預測，如果像前麵所述的情況發生，聯想很可能就是今天的華為，因為當年倪光南就曾力主通過發展程控交換機而切入通信領域，這與“巨大中華”幾乎是同時起步的。
其實我們平心來說，無論“貿工技”，還是“技工貿”，操作得當，都應該是中國IT企業走得通的發展道路。正所謂“條條大路通羅馬”，兩種道路原本沒有什麼優劣之分，也不應有哪條絕對正確，哪條絕對錯誤的說法。不然就不會出現一方麵有聯想、TCL為代表的貿工技典範；而另一方麵，也有華為、中興、大唐等一批技術起家的企業範例。曆史的實踐，似乎跟聯想開了個大玩笑，原本技術起家的企業，隻是由於領導人的意見衝突，一夜之間發生了180度的轉變，突然打起了“貿工技”的大旗。這多少是攙雜了一種公司政治（company politics）的味道，而非真理之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