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備死後，由於有諸葛亮、蔣琬、費諱、薑維等一批賢德之人的輔佐，劉禪雖然昏慵無能，這一政權還是存在了41年之久。相較而言曹魏、東吳的皇帝都不昏慵，到頭來卻是亡國滅家。究其原因，主要就是用人上的不同。諸葛亮、劉備選用了一大批賢德之才，而曹魏和東吳卻用人不當，不是被奸佞之人奪權就是任用了一大批無用之輩，結果“國將不國”，這都是領導者應吸取的教訓。
唐太宗勵精圖治，終有“貞觀之治”的偉業。其中，一個重要的方麵就是唐太宗善於用人。他主張用人必須“慎擇”，因為用得正人，可鼓勵為善者；誤用惡人，使不善者竟進。魏征讚同唐太宗所說，認為用人要審訪其行為，知其善而用之。他說亂世用人，可不顧其行為，但在天下“太平之時，必須才行俱兼，始可任用”。魏征是因時代不同，用人有所不同。在亂世，逐鹿者的主要任務是打倒敵人以壯大自己，其目的在圖天下，隻要有才能助其完成任務的，不論是什麼人都用；如果沒有能力，其行為再好也不用。魏征強調在治世用人，要“才行俱兼”，因為在治世，用道德高尚之才可以在理政事、倡廉反腐、發展經濟等方麵有所作為， 而任用沒有賢德之人，終會使國不治，引起禍亂，進而國家滅亡。
毛澤東以“星星之火”燎原整個中國，一共也隻用了28年的時間。具有深厚的曆史修養的他吸取前朝的經驗，在用人上同樣注重德才兼備。一方麵，他注重下屬的實際能力，同時也考察下屬的思想修養，把那些專橫拔扈、玩忽職守的幹部全都撤換。重用任弼時和劉少奇就是典型的例子。
劉少奇是一位久經考驗的黨的活動家，從大革命時期起，就成為中國工人運動的傑出領袖。在抗日戰爭中，他先後擔任北方局、中原局、華中局書記，卓有成效地領導了這些地區抗日根據地的組織、創建工作。 同時，他又是黨內傑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
家。他所寫的有關黨的建設的論著，被毛澤東讚為“提倡正氣、反對邪氣”的重要文章而讚不絕口。劉少奇在1943年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軍委副主席、中央組織委員會書記，成為毛澤東最重要的助手和親密戰友。
建國後，一大批知識分子、愛國人士都紛紛回國。他們都得到中央的重用，諸如錢學森等。他們不僅具有很強的能力，而且所體現的民族大義更是可嘉。在台灣，許多飛行員為了祖國的統一駕機飛回大陸，給分裂者以重重的一擊。黃植誠挾機回到大陸，中央對他倍加關愛，並任命他為航校的副校長。
可見，任用德才兼備人才是事業成功的保證，也是領導者事業有成的法寶。縱觀古今中外，大都以用賢德之人而興，不用賢德之人而亡。在識才中，衡才量德是體現領導者領導用人藝術的一個重要方麵。
★學曆與能力並重
許多用人單位的領導者在招聘人才的時候動不動就非名牌大學畢業生不用。其實，學曆並不是衡量一個人是否真正有才能的唯一標準。作領導的，千萬不要被學曆遮住了選拔人才的視野。
索尼公司的創始人盛田昭夫是一位世界聞名的企業家，他曾經寫過一本總結自己領導經驗的書：《讓學曆見鬼去吧》。他在這本世界暢銷書中這樣說道：“我想把索尼公司所有的人事檔案燒毀，以便在公司裏杜絕在學曆上的任何歧視。”不久之後，他就真的將這句話付諸實施了，此舉使一大批人才脫穎而出。
索尼公司有這樣的宗旨：信奉唯才是用，而不是唯文憑是論。尤其是對科技和管理人員的考核使用，主要是看他們的實際才能怎麼樣，而不是僅僅注重其學曆。公司錄用人員不管什麼工種，無論職務高低，都要進行嚴格的考試。分配工作或提升職位時，主要依據是他考試成績的好壞和在實踐中所表現出來的能力。索尼公司能夠做到這一點，在當今這個高度重視文憑的時代，的確是難能可貴的。
而恰恰因為索尼公司能夠拋開文憑標準，堅持不拘一格地選拔人才，才使索尼公司逐步形成了一支龐大的科技和管理人員隊伍。在索尼公司發展到了1．7萬多名雇員的時候，科技人員就達到了3500多人，占到職工總數的22%；管理人員則有1000多人，約占6％。在科技人員當中，科研人員、設計人員、製造技術人員各占1／3，從而實現了人才結構的大體平衡。在總公司設有中央研究所和技術研究所的情況下，研究人員不僅負責開發研製新的產品，還要在理論上加以探討和研究。索尼公司全力在科學技術上進行投資，每年的研究金額占到總銷售額的7％，而許多公司隻占3％～5％，這也難怪索尼公司能夠在新產品上遙遙領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