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債務工具類型
雖說企業的債務融資結構與期限結構最終都是由企業的自身特征決定的，但畢竟債務工具的類型對債務期限結構存在著直接的影響，使用長期債務多的企業其債務期限也較長，而使用短期債務多的企業則債務期限短。為檢驗這一機械相關性，我們使用了債券啞變量（BOND DUMMY）和商業票據啞變量（COM PA-PER DUMMY）。之所以使用這兩個啞變量，主要是由於：（1）公司債券一般具有較長的到期期限，屬於長期債務的範疇；而商業票據則一般期限較短，屬於短期債務的範疇。（2）債券與票據並非每個企業都使用，尤其是公司債券類債務工具，在樣本企業中，使用率很低。對於債券啞變量與商業票據啞變量我們是這樣設置的，債券啞變量BOND DUMMY為1，如果樣本公司發行了長期債券，否則為0；商業票據啞變量COM PAPER DUMMY為1 ，如果樣本公司使用了商業票據，否則為0.模型3表明，債券啞變量的係數顯著地為正，而商業票據啞變量的係數則顯著地為負。這表明，長期債券的使用確實會使上市公司的債務期限加長，而商業票據的使用則會縮短上市公司的債務期限結構。至於模型中引入債券啞變量和商業票據啞變量這兩個啞變量後，債務期限結構的其他解釋變量幾乎都未受到什麼影響。
4.稅收假說和不對稱信息假說
（1）稅收假說
為檢驗稅收假說，我們選用了兩個替代指標———實際稅率和期間結構。下麵對這兩個指標進行具體說明：
①實際稅率（TAXRATE）。企業的實際稅率由所得稅與稅前收益的比率來衡量（Stohs and Mauer，1996 ）。肯恩等（Kaneet al。，1985）的研究表明，最優債務期限結構由每期債務融資的稅收好處和破產與債務發行成本（debt issue flotation costs）之間的權衡而決定。他們認為最優債務期限隨著債務稅收好處的減少而增加、隨著發行成本的增加而增加以及隨著企業價值反複無常變動的降低而增加。債務稅收好處與債務期限之間反相關的理由是：當企業的稅收好處減少時，企業提高它們的債務期限以確保剩餘的債務稅收好處不少於已攤銷的發行成本。基於債務期限結構有關稅收假說文獻的預測，債務期限與企業的實際稅率負相關。
對於我國上市公司的實際稅率TAXRATE，則存在許多在經濟上是不合理的年觀察值。從實際稅率描述性統計的頻數分布中可知，有126個年觀察值小於0 ，15個年觀察值大於1 ，兩者占總樣本觀察值的7.9%。為此，我們遵循費歇爾、赫因克爾和澤奇納（Fisher，Heinkel and Zechner，1989）、思托赫斯和毛爾（Stohs and Mauer，1996）的做法，不是剔除異常值，而是把TAXRATE分成兩個變量，TAXRATE1和TAXRATE2.當TAXRATE在0與1之間時，TAXRATE1等於 TAXRATE，TAXRATE2等於 0；當TAXRATE為其他值時，則TAXRATE1等於0，TAXRATE2則等於TAXRATE。
②期間結構（TERM）。期間結構由10年期國庫券的票麵利率與1年期國庫券的票麵利率之差來替代。根據布瑞克和拉維德（Brick and Ravid，1985；1991）的研究，在利息率確定的情況下，當收益曲線向上傾斜時，對企業來說發行長期債務是有利的。於是，我們期望債務期限與TERM之間正相關。
（2）不對稱信息假說
不對稱信息假說模型就是考慮當借款人（企業）對他們的信用質量（credit quality ）具有私人信息時，有關借款人（企業）對其債務期限選擇問題的研究。有關這方麵的研究文獻主要有弗蘭納瑞（Flannery，1986 ）、羅賓斯和沙馳伯格（Robbinsand Schatzberg，1986）、卡樂和尼奧（Kale and _disibledevent=流通股股數/總股數×每股價格+非流通股股數/總股數×每股淨資產。為進一步檢驗債務期限結構選擇中代理假說的穩健性，我們分別用折舊與企業價值比（D/BV）和盈餘價格比（E/P）來替代MV/BV。表4 -17中的模型6是用 D/BV代替MV/BV；表4-17中的模型7則是用E/P來替代MV/BV。從模型6的結果來看，指標D/BV （折舊企業價值比）係數如所預測的一樣，顯著地為正。與表4-12中的混合回歸（二）相比較，除STRONG的顯著性水平稍有一點變化外（顯著性水平由10%~5%），其他變量估計的係數和顯著性水平都未發生實質性變化。模型7的結果與模型6的相似，指標E/P的係數也如所預測的一樣，顯著地為正。在用指標 E/P替代指標 MV/BV後，除變量STROGN的顯著性水平存在變化外（10%~5%），其他變量的係數估計和顯著性水平均未發生實質性的變化。因此，從模型6與模型7對代理假說的穩健性檢驗結果來看，我們可得出我國上市公司的債務期限選擇對代理假說表示強有力支持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