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與國外大多數實證研究結果相一致，我國上市公司的債務期限選擇對代理假說表現出強有力的支持，即在企業的投資機會集中、成長選擇多的企業趨向於使用較多的短期債務，以降低債務代理成本。而債務代理成本主要源自於“投資不足”和“資產替代”，這與債務期限存在密切的聯係。根據邁耶斯（My-ers，1977）的研究觀點，如果債務到期的期限在投資決策之前，但在投資項目屬性的真實狀況被揭示之後（after the true state ofnature is revealed），則不會存在投資不足問題，也就是說縮短債務期限能有效解決債務融資所帶來的“投資不足”問題。從“資產替代”的角度來看，債務期限較短的情形下，企業麵臨較強的流動性壓力，對企業的投資選擇產生較大的約束。為了保持償債能力和避免破產，企業一般不會用短期資金投資於高風險項目。而且，由於債務期限短，企業很快就會麵臨再融資問題，如果存在將低風險債務資金用於高風險投資行為，滾動融資則容易遭到債權人的抵製，企業資金難以為繼。企業股東與管理層均會理性地預計到這一點。因此，在以短期債務為主時，企業“資產替代”行為受到天然的抑製。而我國上市公司的債務融資中短期債務占絕對主導地位，對代理假說表現出強有力的支持這是很必然的結果。同時，這一結論也與肖作平、李孔（2004 ）的研究結果相吻合。然而卻與韓德宗、向凱（2003 ）的研究結果不一致。這可能是由於他們所選擇的樣本及樣本期間所帶來的結果偏差。他們是以1999~2001年間醫藥和生物製品業上市公司作為樣本。而醫藥行業具有高風險性特征，對環境因素較為敏感，並且樣本期間較短，樣本公司的財務狀況缺乏一定的穩定性。
（2）與國外大多數實證結果一致，對資產與債務的期限匹配原則也表現出強有力的支持。不過，在我國存在一點不同的是，我國上市公司的資產期限要比債務期限長得多。研究結果表明，這是由於我國的長期資金主要來自於股權融資而形成的。
（3）與國外大多數實證研究結果一致，我國上市公司債務期限的選擇對稅收假說也未表現出支持。在國內有關的實證研究中，肖作平、李孔（2004 ）對債務期限結構的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的結論———不支持稅收假說，而韓德宗、向凱（2003 ）則未對稅收假說進行檢驗。
（4）對於不對稱信息假說，國外的實證結果也存在一定的差異（詳見第2章的表2-1）。然而，不管是信號模型還是逆向選擇模型，我們的研究均未表示出支持。但有一點值得說明的是，在國外相關的實證文獻中，有的是把流動性風險假說的檢驗也納入其內，即戴蒙德（1991 ）的模型所提出的：在債務期限與信用等級之間的倒“U”形關係。也就是，具有高信用評級的借款人偏好短期限債務，信用評級稍低的借款人偏好於長期債務，而那些信用評級較低的借款人則隻能發行短期債務（因為他們被排除在長期債務市場之外）。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的研究對此也表現出一定的支持。因為我們的研究結果對整體財務實力假設表現出一定的支持。整體財務實力很弱的企業，隨著整體財務實力的增強，企業趨向於用長期債務來融資，從而其債務期限增加；整體財務實力較強的上市公司則又呈現出使用更多短期債務的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