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頭市屬於西部欠發達工業城市，它以重工業（鋼鐵、煤炭、鋁業、兵工、核工業）為支柱，經濟轉軌與單位製解體導致下崗失業人數集聚增加。城市新的經濟增長點（稀土業）難以解決下崗工人再就業問題。人口素質不高，社區居民的民主等方麵的意識不強。類似包頭這樣的城市，在中國城市占有相當比例，且是城市社區建設的下一階段的主要任務①。因而對於該社區的分析還是具有一定的實踐意義。
政府與社區的外源性依附關係在社區建設的初期起到了良好的培育作用。政府與社區的外源性依附關係對於推動社區建設，培育社區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包頭社區建設起步晚，隻有幾年的曆史，因而政府在社區建設中的培育作用十分突出，這種外源性依附關係主要表現在：
首先，市政府主導社區建設，鹿景苑社區的創立完全依賴於政府。鹿景苑社區的住戶大多數為汽車公司、市第一建築公司、自來水公司和糧食係統的職工家屬區“平改樓”的回遷居民，少數為商品樓房購買居民。市政府根據企業改製等相關性歸屬一個社區，並將周圍的6個企事業單位劃歸該社區。
其次，社區工作高度行政化，使得社區開展的各項活動成為名副其實的“工作”。例如，與6個企事業單位（包頭商校、華夏物業、包頭市圖書館、包頭市婦幼保健所等）的共建，均納入單位年終考核的指標之一。當然“共建”的效果十分顯著，培訓社區下崗職工9名，建立了老年活動室、棋牌室、圖書閱覽室、健身房、計劃生育優質服務指導站、社區科普長廊和社區服務一條街。借助共建單位和辦事處的優惠政策，協調安排下崗職工再就業18人。
再次，誌願服務黨員化。對社區黨員進行分類，成立黨員服務中心，製定了相關工作職責和工作製度，為社區居民開展了義工服務，成立了五個服務隊（社區宣傳服務隊、社區文教服務隊、社區治安服務隊、社區互助服務隊、社區就業服務隊）。這種誌願服務為發揮黨員先鋒模範作用提供了較好的渠道。
政府與社區的外源性依附關係越來越凸顯弊端，“政社不分”，導致行政化傾向愈演愈烈。具體表現在：第一，誌願責任化。把誌願服務作為黨員學習“三個代表”和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的責任之一，失去了誌願的本色，帶有明顯的黨員任務性，也使得社區的普通居民對於參加誌願服務產生身份排斥感。誌願屬於內源性極強的個人利他行為，但在目前的社區建設過程中，其成為政府外源性目標的實現手段。
第二，服務指令化。社區開展的各項服務絕大多數都是由辦事處考核指標衍生的，社區開展的服務項目並非應內源性需求開展的，有一部分是根據共建單位的性質催生的。這樣使得社區服務沒有針對性，難以達成內源性目標。
第三，工作內容指標化。社區的工作內容均與上級考核、規劃等指標相聯係，而並非依照居民需求而製定，這樣使得工作靈活度和親民程度降低。
第四，組織活動“運動化”。組織的活動像搞“運動”，缺乏長遠的、穩定的目標規劃與規範的運行模式。如在包頭市創建文明城市的評比活動中，所轄社區突擊搞衛生、不間斷義務巡邏等，未能夠跳出“會戰式”的老框子，加大了實質解決居民實際問題的成本。
第五，工作人員官僚化。工作人員並非本小區居民，對於居民代表大會等流於形式，工作人員70%的時間用於應付各級主管部門的各類檢查和評比，隻有30%的時間用於社區服務工作。最終迫使社區工作成為“政府的腿”。
第六，共建單位政績化。共建單位未與社區共建，一方麵加大了共建單位的成本，企業在市場經濟中需要不斷降低自身成本，以求得發展，而政令性的單位與社區共建使得企業不論自身發展狀況如何，不得不拿出資金投入到社區建設中。另一方麵，共建單位投入的資金是按照上級單位對社區考核的項目使用的，未能將其投入到社區居民真正需要的地方。
第七，優秀程度評比化。社區的優秀程度由各種評比和檢查產生，而不是由社區居民的滿意程度決定，這樣使得社區工作的開展普遍存在向上負責的工作狀態。長此以往，不能滿足社區居民內源性要求，進而積極性社區建設的打擊居民參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