躬行篤學主敬工夫的德育方法。重視修身養性素來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美德，宋明理學研究本體較多，研究工夫較少。崇尚氣節且注重躬行實踐，此謂關學之宗風，馮從吾在德育方法上繼承關學這一學宗風並有創新，提出自己的工夫修養理論以期實現德育目標。
馮從吾認為講學、篤學能為躬行指明方向，應把講學和躬行實踐二者緊密相結合，若僅是重視躬行實踐，而輕視甚至忽略講學與篤學，那躬行就有可能成為“妄行”了。另外，篤學研習徹悟之後的躬行實踐，能夠醫玄虛之病。馮從吾在論證中強調“藥玄虛之病者，在躬行二字”，所以必須講躬行之學，以祛除王門後學之的玄虛弊端，而反對講學之說“是左袒玄虛之說”。⑨因此務必要講躬行之學，從而揚棄王門後學好玄虛之弊端，切不可將“躬行之學”與“玄虛之學”混為一體，玄虛之學是完全可以不用講的，但是躬行之學則務必要自上而下每個人人人講、日日講。如果強行要講玄虛之學，而把講躬行之學祛除不要的話，這無疑是相當於剖腹藏珠了矣。為此，馮從吾認為那些尊崇王學者們空談心性大論而其弊端彰顯叢生，為了克服其缺陷應將專注於講學活動與同時注重躬行實踐此二者緊密相結合，藉此祛除其玄虛空泛之弊端。
在躬行篤學的同時，馮從吾非常推崇程朱理學“主敬”的修養工夫，即靜而存養、動而省察。對此方法，明末清初大儒黃宗羲在其《明儒學案》裏寫道：“馮從吾為學，全要在本原處透徹，未發處得力，而於日用常行，卻要事事點檢，以求合其本體。此與靜而存養，動而省察之說，無有二也。”⑩一方麵，馮從吾崇尚“靜坐”之法在道德實踐層麵上的修養真工夫，他說：“靜坐原是吾儒養心要訣，故程子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由此不難看出，馮從吾認為“靜坐”是怡情養性的精髓所在，靜就是要求我們的身體可以做到因心不妄動而受心控製，但心卻不能輕易被左右而不想其他，所以我們應該轉而向內求，修養內心。另一方麵，動而省察，則要於日常生活起居等日用常行之處，事事常自省自檢，以達到合其本體。長此以往，二者相得益彰，靜處時修養安心，動察時檢省此心，由此方能有中節之和。馮從吾說：“聖賢之學總在心性，而心性得力不得力，又全在日用行事見得。”可見，馮從吾強調的修養工夫全在日用常行間，人的修養品行絕不僅僅是停留在思想認識上，根本的歸宿還是要落實到道德踐履的實際行為上的，否則心體與工夫就不能夠做到合而統一，則易導致空泛流浮。
馮從吾德育思想的當代價值
一方麵，隆禮貴德，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塑造時代精神氣質。首先，馮從吾德育思想中的隆禮貴德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具有內在同一性。馮從吾一生以學習和講學去傳播儒學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的經典理念，弘揚關學橫渠四句的使命責任精神，教人要做好人、存好心、行好事，在當時朝政昏聵、社會動蕩、學術風氣漸入歧途的曆史條件下，對於詆毀滋擾其抱負事業者無畏抗爭，堅持隆禮貴德從未有變，為改變當時社會風氣，培育和諧、秩序的民風民俗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其終生為此孜孜不倦、立德樹人，撒譽一方，成就斐然。
黨的十八大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高度，立足於新世紀世情國情社情黨情都出現劇烈變化的改革關鍵期，提出了“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這二十四個字是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係的精煉升華，也是對其進行創新的理論成果。當前，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關於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意見》，進一步全麵深刻地闡釋了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意義、內容、方法、要求，這是當前各行各業踐行社會主義核心觀的重要遵循。
由此不難看出，二者產生形成的時代背景頗為相似—皆是社會處於一個從政治到社會的劇烈變動期，二者所倡導的核心理念是一脈相承、同一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對馮從吾師崇儒學隆禮貴德核心道德理念的承接，二者都強調道德教化在為人、治國中的重要地位及其作用，闡釋了“國無德不興、人無德不立”的深刻內涵，同時二者在具體的規範中又分層設計，皆是先做好個人的道德修養，然後再逐漸提升道德修養的層級，到家庭到國家到社會到天下。所不同的僅是表述方式上都體現出不同時代的用語表達習慣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