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回應：以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促成儒家實踐性轉向。新儒家提出“心性儒學”向“政治儒學”的轉化，其中內含的重要維度便是工具理性的重新定位。新中國成立後，由於儒家在政治製度上的遊離，儒家政治倫理成為無根浮萍，更多從純理論思辨角度參與政治設計，“經世致用”長時間遭到遺棄。黨的十八大提出國家治理能力的現代化，而國家治理無疑體現倫理道德精神，治理能力的現代化要求政治倫理精神的現代化。“治理的實質在於建立在市場原則、公共利益和認同之上的合作。”政治倫理精神的教化則通過製度性渠道表征出來，“製度的倫理功能遠遠大於個體道德。與個人行為相比，製度性行為的力量和影響是更為強大和深遠的。”儒家傳統政治倫理中不乏實踐性內容，但製度性資源匱乏，這與儒家政治倫理中的人治傳統密不可分。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對儒家政治倫理的實踐性提出以下要求：第一，以現代政治價值觀設計國家治理目標，凸顯公平正義；第二，以內省修身提升國家治理主體德性，采取激勵手段促成國家治理的道德踐履；第三，以人文精神貫徹國家治理製度，在倫理關照下真正實現“經世致用”。同時，還要避免儒學政治倫理“過度”功利化的現象，保持在工具理性的合理範圍內。
主體轉換：以群眾觀點和群眾路線推進儒家公民性轉向。正如上文提到的“民主”價值觀念嬗變，即從“民之主”到“民主之”，儒家傳統政治倫理體現著政治主體的二重性。儒家傳統政治倫理將人民和君主置於不同的位階，在政治理想層麵表現為“民貴君輕”，但在政治現實層麵卻是君主至高無上，這顯然是個悖論。現代政治價值強調“人民主權”，而新儒家在儒家傳統政治倫理轉向過程中也注意到了治理主體的不平衡性，主張儒家政治倫理從臣民向公民的轉向。中國共產黨曆來堅持群眾觀點和群眾路線，注重發揮群眾的智慧，肯定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推進儒家公民性轉向要發揮群眾的力量，首先，必須在理論層麵批判儒家政治倫理中的“愚民”傾向，樹立群眾史觀；其次，鼓勵儒學政治精英參與政治，強化事功價值；最後，政府給予相關政策扶持，催化儒家社會組織的成熟，使其在社會公共事務中樹立並宣傳公民意識。
（作者單位：合肥工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本文係安徽省教育廳2014年度省高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合肥工業大學現代科技發展與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中心”招標項目“Web2.0時代大學生道德情操養成機理與培養模式研究”研究成果，項目編號：SK2014A082）
【注釋】
①胡錦濤：《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 為全麵建成小康社會而奮鬥—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②孫邦金：“論當代中國政治儒學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廣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4期，第60～65頁。
③郭齊勇：“儒學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及中國現代化”，《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9年第6期，第56～62頁。
④劉東超：“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儒家化嗎—兼與金觀濤、郭齊勇、湯一介三位先生商榷”，《學術研究》，2011年第7期，第38～42頁。
⑤肖思寒，鄧名瑛：“‘中國夢’的政治倫理意義”，《倫理學研究》，2013年第6期，第79～83頁。
⑥萬俊人：“政治倫理及其兩個基本向度”，《倫理學研究》，2005年第1期，第5～10頁。
⑦《列寧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⑧閻鋼：《政治倫理學要論》，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
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
⑩《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奪取全麵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鬥》，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
蔡德貴：“儒家‘仁愛’思想的三個層次”，《江蘇社會科學》，2009年第3期，第60～64頁。
方克立：“關於馬克思主義與儒學關係的三點看法”，《紅旗文稿》，2009年第1期，第27～29頁。
方克立：“‘馬魂、中體、西用’：中國文化發展的現實道路”，《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4期，第16～19頁。
俞可平：《治理與善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
楊通進：“製度倫理與社會轉型期的道德建設”，《光明日報》，2013年1月15日。
責編/許國榮（實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