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天人合一”到“和諧社會”。古代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不論是積極入世的儒家，還是超然灑脫的道家，都將“天人合一”作為國家治理和內省修身的重要價值追求。如“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夫德莫大於和。”（《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論語·學而》）與儒家傳統政治倫理以天作為政治合法性的根據不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強調社會領域的唯物史觀，“天人合一”顯然已不適應政治合法性的論證，而必須要以社會發展規律來探求政治秩序的應然層麵，“天人合一”觀念的嬗變繼承了儒家政治倫理關注政治秩序的傳統，又超越了“天人合一”的唯心哲學根源。“和諧社會”作為社會的內在旨歸業已成為國家的製度內容，並延伸到國際政治秩序構建中。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政治組織倫理維度。從“天下為公”到“立黨為公”。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誌焉。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禮記·禮運》）孫中山“三民主義”將“天下為公”作為國民黨執政要求，但由於階級性的束縛，其對“天下為公”的理解顯然逃離不了為統治利益集團辯護的藩籬。而封建主義時代民眾寄希望於“清官”的思想也正是受“天下為公”假象的遮蔽。正如馬克思所言：“專製製度的唯一原則就是輕視人類，使人不成其為人，而這個原則比其他很多原則好的地方，就在於它不單是一個原則，而且還是一個事實。專製君主總把人看得很下賤。”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超越了階級的概念，將“公正”觀念輻射到最廣大人民中去。中國共產黨堅持立黨為公，“要始終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黨和國家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尊重人民主體地位。”⑩
從“德主刑輔”到“依法治國”。儒家傳統政治倫理強調德治，法律則處於依附地位，“蓋三綱五常，天理民彝之大節，而治道之本根也”（《朱子大全·延和禮劄》），“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第二》）。傳統政治倫理中法律雖地位不及道德，但古代法典較為豐富，尤以刑法體係最為完備，其中亂世用重典的思維仍被廣泛接受。近代以來，我國“依法治國”進程不斷加快，民法體係迅速發展成熟。“法治”在經曆了漫長的“法製”過程後成為政治組織倫理的規範，民眾不僅逐漸習慣在社會交往和政治參與中自覺遵守法律，而且學會在法律中保障個人權利，極力抵製以法律名義嚴重侵犯人權的非人類行為。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政治個體倫理維度。從“忠君愛國”到“愛社會主義”。“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謂大忠矣。……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貴者也，其義不可以加矣。”（《春秋繁露·五行對》）儒家傳統政治倫理中，“愛國”與“忠君”緊密結合，“孝”依照家庭到國家的推演順序，下對父母盡孝，上對君主盡忠。封建製度的瓦解宣告君主的終結，“愛國”便從愛個人到愛意識形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愛國”價值是對集體主義的熱愛，是對社會主義的堅定信仰。民族國家的興起的一大特征便是意識形態領域的高度認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顯然將對君主的狹隘的“忠”上升為對民族國家的信仰。
從“仁愛”到“博愛”。中華民族曆來熱情友善，這有其“仁愛”傳統。“儒家的仁愛思想提倡對人要有仁愛之心，而仁愛之心的根本就是把人當作人來看，處理好人際之間的關係，因此充滿了濃厚的人文精神。”儒家傳統政治倫理的“仁愛”是有差別的愛，對不同階級，愛的程度和範圍均有差異，表現在政治參與中，官僚對普通民眾鮮有“仁愛”之心，仁政的施行隻不過是自身價值實現的手段。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出的“友善”則要求民眾之間形成良性的政治競爭氛圍，官員則要對民眾真正做到“為人民服務”，體現人民公仆的博愛胸懷。
儒家政治倫理視野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路徑選擇
前提批判：以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統攝儒家科學性轉向。“馬克思主義與儒學的關係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中不可回避的問題，是當前意識形態論爭的前沿問題之一。”針對新儒家的意識形態攻勢，馬列主義在學理層麵和實踐層麵必須進行有效批判，以確立馬克思主義的主流意識形態地位。因此，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必須正確處理馬列主義與儒學的關係問題，筆者認同方克立提出的“馬學為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三流合一，綜合創新”的理論架構，要以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厘清儒家政治倫理的現代性邊界，提出政治設計原則，從而推進新型政治倫理觀的建設。首先，堅定馬克思主義信仰，運用唯物史觀剖析價值觀生成發展過程，設計科學的政治價值互動模型；其次，重新審視儒家傳統政治倫理，批判封建糟粕，增強儒家政治倫理內容的科學性；再次，順應時代潮流，吸收西方優秀政治價值，實現政治觀念現代化。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否定之否定中生成，馬克思主義對儒家傳統政治倫理的批判是其發展的前提和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