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並沒有“哲學”的說法，當然也更談不上學科。“哲學”一詞進入漢語是轉譯於日語。不過，前蘇格拉底學者、蘇格拉底和柏拉圖以及亞裏士多德對“愛智慧”的“哲學”，都強調“是由整個有組織的知識所組成”的本質，這和中國古代先人大哲對待“知”與“學”，“習”與“用”的態度十分相似。也正是由於這樣的態度，亞裏士多德在發展“愛智慧”的“哲學”過程中，過度使用了他所依賴的“物理學”，而且可怕的是他的物理學結論大多是錯的，因此必然導致了他“哲學”的錯誤。也正是在這一關鍵問題上中國古代先哲大智於這些西方哲學古人。本質地說，古希臘時期伊始，西方哲學就在整體上出現了科學化的傾向。
現代西方哲學研究者也發現，這些古希臘哲學家都混淆了科學思辨和哲學思辨的界限，不過沒人去明確兩者之間的“區別”是什麼。但西方一些頂尖物理學家和少數當代哲學家也發現了這樣一個事實，科學，特別是現代物理學正在向古老的哲學原初“回歸”，“現代物理學的概念與東方宗教哲學所表現出來的思想具有驚人的平行之處。”奧本海姆認為，原子物理學的發展與佛教和印度教思想有諸多一致性，而且物理學所要做的不過是“古代智慧”的某個“例證”或是一種“促進”和“精細化。”玻爾更為直接，強調原子物理學當效法如來佛或老子這類先哲的思想。海森伯從日本的科學研究中看到同樣的苗頭，認為“東方傳統哲學思想和量子力學的哲學本質之間有某種確定的聯係”。
現代物理學的這些經驗表明，科學特別是物理科學的任務，總是將重心慢慢向哲學遷徙。或言之，不管是任務還是勢力範圍，這種東方式的哲學本質上始終轄製著科學。雖然科學往往表現出與之抗衡的欲望，但又不得不無奈於自身的局限性。相反，東方特別是中國哲學“卻在無限的伸展中始終從容”。在這一點上，整體的西方哲學或西方形而上學根本無法相比，這樣的結果不僅反映了科學的局限性，也同時呈現了東方哲學的無限性。
對此，旅澳學者聖童用德國數學家哥德爾的偉大定理“哥德爾定理”作了頗為有力的說明。哥德爾定理通常可以表述為“對任何聲稱能確證，也就是證明或否證所有算術陳述的一致性形式係統F而言，存在一個既不能在此係統中證明也不能否證的算術命題。因此，形式係統F是不完備的。”通俗地，就是你身陷其中就無法對自身進行“證明”。用“集合論”的觀點，就是身為集合A中的元素a，無法對整體的A進行有效認知或證明。雖然哥德爾從數學立場出發，但最後的哥德爾定理卻並非隻針對數理邏輯問題，而是統攝了整個形式邏輯係統，因此進入了深刻的哲學層麵，“哥德爾的研究成果除了不完備性的深奧哲學結論，及其在知識論和人類認知極限上所衍生的影響，還對思想與計算機機械化的問題有重大啟示。”它也劃定了人類邏輯認知世界的界域，人類對世界的邏輯認知是有限的，這也同時告訴我們知識以及各類科學學科的局限性所在。這些“界限”的劃定頗具時空性，隻要身在時空之內，對該時空的認知必受局限。表麵上，這似乎和大衛·休謨的懷疑論很相似，但休謨本身的諸多觀念已經觸犯了該定理。同時，康德所謂的“科學”、“形而上學”也難逃哥德爾定理劃定的“地牢”。為此，聖童博士對康德的哲學做過如下質疑，認為後者哲學的根本問題就在於到底在用什麼“部位”去認知那個物自體，是用“大腦（思維/意識）”還是用“心（智慧）”。在聖童看來，人腦的思維/意識是一種“他識”，本質上是一種主觀對客觀的反映。而人認知物自體是要借助“自識”的能力，“自識”能力即智慧提供的能力，對哲學或形而上學進行科學化態度的惡果也就得以明示，西方哲學發展的“死穴”也恰恰於此。哲學因為是智慧的學科，所以它隻能是那些具有了然一切能力的人的認知結果的“集合”而不當是科學的形式邏輯的推理論證結果的“總合”。科學不僅在亞裏士多德的時代充滿了錯誤，即便是今天依然存在一籌莫展的局限。英國天體物理學家斯蒂芬·霍金的“萬有理論”至今都無法“完成”的現實就是極好的例證。
科學方法在形而上學中的應用。就在西方哲學研究者不斷“抱怨”中國（古典）哲學匱乏“體係”性論證而難成理論式“哲學”的同時，一種依照物理學和數學常用的科學方法而建構起來的中國傳統本質的形而上學哲學體係卻應運而“生”，這就是旅澳學者聖童博士的“形上本體論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