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傳統思想認識，脫離了客觀實際，缺乏科學性，以程式化的思維方式，將人們的頭腦禁錮起來，在一定程度上曲解了社會主義的內涵和外延，導致人們對社會主義政治價值理解的碎片化、簡單化、教條化、庸俗化。在這種情況下，一旦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發生了變化，社會主義的法律和製度底線就會被突破，整個社會的政治生態就會急轉直下，最終“階級與非階級的、敵對與非敵對的、政治性與非政治性的，糾纏在一起，一度使整個社會的政治關係緊張無序，憲法及其法律體係遭到破壞，使中國政治生活走入了絕境。”⑥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緊緊立足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不斷解放思想，深化對社會主義本質的認識，在破除一些舊的、不合時宜的傳統政治價值的同時，堅持曆史唯物主義，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思考社會主義政治價值，以“四個現代化就是中國最大的政治”⑦為時代訴求，重塑社會主義政治價值判斷標準，從而進一步擴展了對社會主義政治價值的內涵和外延的理解。這意味著我們在摒棄傳統的以“政治”為本位的感性認識的基礎上，通過對社會主義政治價值進行重新建構，實現了認識的新飛躍。相比較而言，新的認識更加突出以“經濟”為本位，強調人的理性化，以及在理性思維指導下進行政治生活。這就為現代政治的發展奠定了思想基礎，因為“現代政治是基於國家與社會二元分割的政治，是建立在理性基礎上的自由民主法治的政治。”⑧
現代政治社會的發展過程本質上是一個不斷理性化的過程。這與社會主義政治價值的理性化趨向是一致的。可以肯定的是，隨著經濟市場化和政治現代化的推進，感性政治價值及其殘餘形態將不斷走向勢弱，由認同走向認異。而理性政治價值將會被人們所普遍認同，妥協、寬容、對話的政治理念和規則將日益深入人心，一個從發展、民主、權利、法治等方麵對社會政治生活進行重新定義的理性時代會真正地到來。
政治價值從理想向世俗轉變，且有機融合
政治價值本身具有一定的理想性，政治生活的真諦就在於對理想政治價值的追尋。可以說，沒有對理想政治價值的追尋，就沒有政治生活。有什麼樣的理想政治價值，就有什麼樣的政治生活旨趣。
曆史上，麵對中國的特殊國情，要實現民族獨立、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除了進行革命，我們沒有其他道路可走。革命理想是神聖而至高無上的，其本身是無可厚非的。但是，在革命成功後，我們仍然固守僵化的革命思維，以革命理想主義者自居，過分誇大革命理想的作用，將其絕對化、扭曲化，甚至空洞化。
隨著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革命本應適時退出曆史的舞台，讓位於經濟建設。然而，在封閉的計劃經濟體製下，受到意識形態的製約，不斷革命的思想反而被逐漸強化，尤其是1957年反“右”鬥爭開始之後，毛澤東對階級鬥爭做出了新的判斷，革命意識伴隨著群眾運動的開展迅速蔓延。這一時期，作為唯一合法的理想，革命是崇高的代名詞，體現著時代精神，成為了社會主義的核心政治價值，高居於個人理想之上，並規定和製約著個人理想。實質上，革命理想具有烏托邦色彩，試圖以革命取代建設、以精神取代物質、以群眾運動取代民主法製，是對社會主義理想的曲解。對實現同質化社會的訴求和實踐，無法彌合國家、集體和個人理想的差異，造成了理想與現實的嚴重脫節。
針對理想政治價值的諸多弊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我們開始逐步打破思想禁錮，以求真務實的精神，將注意力轉向經濟建設，從發展生產力的層麵把握社會主義的本質，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注重人民群眾的物質利益要求，開始了對理想政治價值的重構。“革命精神是非常寶貴的，沒有革命精神就沒有革命行動。但是，革命是在物質利益的基礎上產生的，如果隻講犧牲精神，不講物質利益，那就是唯心論。”⑨在市場化改革的推動下，經濟和物質利益開始受到高度關注，以往片麵強調理想、精神、奉獻的政治價值失去了昔日的權威，逐漸“接地氣”，走向世俗，注重物質、利益和索取的政治價值日益受到人們的關注和認可。
世俗政治價值具有強大的感召力，勢必對空洞化的理想政治價值造成擠壓。但是，這並不意味著理想政治價值將徹底走向沒落，被世俗政治價值所淘汰。實際上，兩者並不是截然對立的，而是能夠實現有機融合。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從經濟的角度來理解政治，用經濟思維解決政治問題，進而推動著理想向世俗的轉變和回歸，逐漸實現了國家理想與個人自由全麵發展的統一；社會理想與個人幸福的統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與個人物質文化生活需要的統一。但是，需要警惕的是，世俗政治價值對物質利益的強調，必然激發人們潛在的物質占有欲望，導致功利主義、拜金主義、享樂主義的盛行。“人成了自己命運的主宰，他的命運便是冒險，便是獲利。……金錢成了人最大的等價物，比出身門第更有力量。”⑩人將在自我物質利益的追求過程中，不斷被物所異化，個人利益至上，金錢萬能論，有用即真理將大行其道，“真實自我”將逐漸吞噬和背離“理想自我”，進而使庸俗政治價值肆意泛濫，腐蝕和毒化社會主義政治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