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黨的實力能力方麵，主要是研究政黨的實力、執政水平和治理能力建設，如《試析風險境域中政黨治理能力的再造與提升》（趙宬斐、陳 波，200年）；《國家治理現代化視角下黨的執政能力提升研究》（王可園、齊衛平，2014年）；《一些外國政黨提升治理能力的做法及麵臨的挑戰》（王小穎，2014年），丁長豔在研究政黨軟實力時認為：“針對現代性風險與發展型問題，從結構、資源與技術三方麵對政黨軟實力進行結構優化與資源整合，是政黨治理現代化的有效策略。”
在政黨的治理方式方麵，主要是對政黨合作治理或科學、民主和法治等執政施政方式方法，如《合作治理與中國政黨製度的發展》（黎玉林、鮑躍華，2010年）；《政黨治理視域下的群眾工作》（隋斌斌，2013年）；《民主集中製的共和型民主模式與黨內治理現代化》（嚴俊、石本惠，2014年）。對此，尹德慈認為，“政黨治理”要求執政黨必須“遵循科學治黨、民主治黨、製度治黨的原則思路，尋求科學的政黨治理結構和方式。”
另外，對服務型政黨建設的研究，如《服務型政府視閾中的政黨治理》（王韶興，2007年）；《國家治理體係中的政黨角色論析》（王超，2014年），佘湘認為，這種“服務型政黨是指在社會本位、公民本位、權利本位理念指導下，以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為目標，把服務作為政黨治理價值體係的核心和職能結構的重心並承擔服務責任的一種新型政黨形態。”
在研究的理論方法上，學者們的政黨治理研究一般采用治理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方法，大致經曆了總結國外政黨經驗教訓基礎上引入治理理念的政黨治理研究到國家治理現代化視域下的政黨治理研究這兩個階段。如前所示，高民政、薑崇輝，一方麵從蘇聯共產黨、印度國大黨、墨西哥革命製度黨、日本自民黨和中國國民黨這五大政黨的“大黨興衰”的經驗教訓中探索現代大黨的有效治理方略，另一方麵，又認為政黨治理與政黨現代化需要借鑒現代治理與善治理念，強調“政黨治理”應體現出“治理”的理念內涵和“善治”的價值取向。實際上，其他的學者也都有意無意地引入治理或善治理論來研究政黨治理和治理型政黨，如認為“治理理論和中國的政黨問題研究具有強相關性。治理或善治理論可以成為中國政黨製度理論研究的新的生長點。”因此，“政黨治理”問題就是“對公共治理理論及實踐的積極正麵回應”。
而當國家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全麵深化改革總目標提出來之後，學者們則側重於從中國特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理論與實踐角度研究中國共產黨的治理現代化問題。如《中國特色現代化政黨治理體係的建構》（趙曉呼、倪明勝，2014年）。在這方麵，餘思新認為，“在我國，國家治理體係是在黨領導下管理國家的製度體係，國家治理能力是黨運用國家製度管理社會各方麵事務的能力。要推進我國國家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必須與中國共產黨的治理現代化有機統一起來。”王超則提出，國家治理體係現代化在“當前的關鍵任務是明確執政黨在國家治理體係中的角色定位。隻有執政黨自身角色不斷理性化和現代化才能為國家政治社會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核心動力，才能為國家治理體係現代化奠定堅實基礎。”羅峰認為，“作為國家治理體係的核心構件，政黨治理的好壞直接關涉國家治理能力的高低；在當下的中國，沒有政黨治理的現代化，就談不上國家的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郝麗、崔永剛認為，執政黨治理現代化是現代國家治理的重要部分，“執政黨治理現代化主要解決黨和國家、黨和人民的關係問題，目的是建設現代治理型政黨” 。
2014 年上海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和華東政法大學聯合主辦的“政黨與國家治理”學術研討會提出，政黨建設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關鍵，“國家治理的過程與政黨的建設過程始終相伴相隨，國家治理的現代化與政黨建設的科學化相輔相成、相互促進。”
在研究的學科屬性上，學者們的政黨治理研究一般是從“黨建”角度探討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的治理現代化問題。從已有的研究文獻來看，雖然其主題或關鍵詞使用“政黨治理”，但一般都不是研究普遍的政黨治理理論或者各國政黨的治理實踐，而是以中國共產黨的自我治理為其研究重點或誌趣目的，即便是研究國外政黨治理也如此，如高民政、薑崇輝提出，“認真分析五大政黨發展危機的表現及其背景，對於中國共產黨探索治國治黨之策、避免重蹈覆轍意義重大。”在此基礎上，他們通過研究提出，中國共產黨應認真從世界大黨的興衰中總結並汲取經驗教訓，推進政黨治理的現代化。其他的學者也認為，現代政黨治理是中國共產黨實現自身現代化的方向，在我國研究政黨治理就是研究中國共產黨的政黨治理。如齊衛平所著《政黨治理與執政能力建設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一書，也自認是對中國共產黨的黨建問題從管理學的涵義所展開的研究。
中國政黨治理研究的價值缺失
通過上述梳理可以發現，國內學者從21世紀初開始的政黨治理研究，是從治理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角度進一步探討中國的執政黨建設和中國共產黨治理體係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學術創新活動。
這些政黨治理研究，在中國共產黨的現代化轉型、組織規模、體製製度、實力能力和治理方式等重要方麵，取得了創新性的學術成果，具有重要的理論創新價值和實踐指導意義。
一、基於治理和善治理論所進行的從政黨管理向政黨治理或從管理型政黨向治理型政黨的現代化轉型問題的理論探討和對策建議，遠遠早於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國家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大決定。可以說，正是學者們的政黨治理及其現代化轉型的理論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為中國共產黨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奠定了重要的理論基礎。
二、對於像中國共產黨這樣的自身黨員數量眾多，黨內階級階層複雜，組織規模大，機構設置繁冗的“大黨”，所進行的“大政黨病”和“大黨治理”研究，具有鮮明的現實必要性。學者們的深入探討和多種對策建議的論爭，為中國共產黨加強自身的組織建設，提供了有用的理論資源。
三、在認同中國特色政黨政治製度合法性的前提下，學者們對中國共產黨自身的治理體製、治理製度和治理機製等治理體係進行的專門研究，為中國共產黨加強執政黨的製度建設，提供了有價值的對策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