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瞿秋白以外，向陳獨秀的報告開炮的還有蔡和森、任弼時、譚平山、張國燾、李維漢、張太雷、羅章龍、陳喬年、彭湃、維經斯基等人。蔡和森尖銳地指出：我們現在雖然與國民黨及國民政府合作，但我們不要忘記其中還保留有資產階級及地主的分子（孫科、譚延闓），這些分子是隨時可舉行3月20日及4月12日的大屠殺對付我們的。以團中央書記身份出席中共五大的任弼時，則批評陳獨秀報告的政治路線是錯誤的，是自動放棄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據史料記載，當時有38位代表簽名要求發言。
據會議記錄，4月30日有譚平山等3位代表發言，5月2—3日，有彭述之、蔡和森、林鈞、張國燾、維經斯基、李維漢、張太雷等13位代表發言，5月4日有陳獨秀、譚平山等代表發言，5月5日有李立三、李維漢、張太雷、張國燾等7位代表發言。除大會討論外，還多次組織各個委員會，就組織問題、修改黨章問題、職工運動、農民運動等問題進行分組討論。
大會討論期間，爭論非常激烈。據五大工作人員羊牧之回憶：小組討論時，太雷、秋白、弼時、述之等在一個小組，討論非常激烈。別人發言，太雷亦發言：我們北伐軍本來是幾經激戰，一路順利，誰知道蔣介石到達江蘇後立即與帝國主義者互相勾結，狼狽為奸，馬上在上海發動“四一二”政變。蔣之所以敢如此，我們大家固有責任，但主要責任是我黨領導者不得辭其咎。
述之辯論說：蔣介石事變，應與我黨一貫政策分開，國共合作是我黨的一貫正確的政策。這個政策，為國際所指示，大家所公認，無可厚非。請問沒有合作，哪有北伐的勝利？太雷辯曰：合作固然必要，但合作又應與政策分開，不能因為合作，就把黨的政策右傾，如不要搞農民運動，農民運動過火，工人不準武裝，一切遷就國民黨以圖合法生存等等，請問這還有什麼共產黨？還有什麼無產階級？
以上羊牧之的回憶情景，隻是中共五大的一個縮影。同前幾次代表大會相比，五大更像是一次充滿理論色彩的研討會。從陳獨秀在長達6個小時的政治報告中侃侃而談，到羅易在會上連篇累牘、滔滔不絕的講話，從外表文弱的瞿秋白在會上以公開散發《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的小冊子這一驚人之舉，率先拉開爭論的序幕再到慷慨激昂的蔡和森、風華正茂的任弼時、意氣風發的張太雷等人不約而同地向“老頭子”陳獨秀“開火”，以及幾十名代表爭先恐後地踴躍發言，整個會場上論戰的火藥味，絲毫不亞於硝煙彌漫的戰場。
出人意料的是，因倔強孤傲、性烈如火而被馬林稱為“火山”的陳獨秀，在大會上麵對黨內如潮水般的批評指責，卻沒有激烈地反駁與辯解，幾乎成了一座“死火山”。
這種廣泛而熱烈的爭論，其實就是黨內民主的集中表現。中共五大圍繞無產階級領導權、土地革命、革命發展戰略方向、中國革命的非資本主義前途、國共兩黨關係等令人眼花繚亂的理論問題展開激烈的爭論，並非是“沒有解決任何問題”的口舌之爭。這種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君子之爭，正是幼年時期的中國共產黨在大革命處於危急關頭對中國革命道路的一種艱難探索。大會對中央主要負責人陳獨秀右傾錯誤進行公開批評，為黨內民主開創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先例。這種思想上激烈的碰撞，揭開了黨內糾正陳獨秀右傾錯誤的序幕，為八七會議及其以後波瀾壯闊的革命鬥爭奠定了思想基礎。從這一點來說，瞿秋白功不可沒。
1927年5月9日，中共第五次代表大會結束。6月3日，瞿秋白補入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其他四人是陳獨秀、張國燾、蔡和森、李維漢。瞿秋白主管中央宣傳部，兼任中央黨報委員會書記、中央農民委員會委員，並且主持了後來的八七會議，成為繼陳獨秀之後中國共產黨的第二位最高領導人。按照毛澤東的說法，“在我之前我們有五朝領袖，第一個陳獨秀，第二個瞿秋白”。
作者單位：中國中共文獻研究會
責任編輯：謝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