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五大前後的瞿秋白
人物春秋
作者：張東明
五大開黨內民主之風，瞿秋白功不可沒！
他，多才多藝，書法、繪畫、音樂、戲曲、金石篆刻樣樣都精通，堪稱黨內才子。他對《國際歌》中翻譯的“英特納雄耐爾”，到現在都沒有改變。比他大十八歲的魯迅視他為知己，並題寫“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聯語送給他。並說他的論文尤其好，皇皇大論在國內沒有第二人。毛澤東曾說，如果他在，領導延安文藝運動該有多好。
他是誰？他就是我黨第二任最高領導人——瞿秋白。
政見分歧，由來已久
1926年一二月間，瞿秋白就無產階級革命領導權問題，寫了近二十篇理論文章。他毫不妥協地宣布：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爭奪革命領導權的鬥爭，已經開始；無產階級必須毫不猶豫地爭奪領導權，中國革命的領導權絕不會“天然”地落在無產階級手中。稍後，他又在病榻上寫成《俄國資產階級革命與農民問題》一文，明確指出正確領導農民運動和解決土地問題，應是當務之急。
8月，瞿秋白寫成《北伐的革命戰爭之意義》一文，比較全麵地論述中國社會各階級對於北伐戰爭的態度，含蓄地批評陳獨秀反對北伐、放棄無產階級領導權的錯誤，指出“革命的前途到此已開了一個新階段”，“也就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互爭革命的領袖權的緊要關鍵”。然而，在革命形勢迅猛發展的同時，中國共產黨在聯共（布）和共產國際及其駐華代表的指導下，仍然對國民黨右派一再采取妥協退讓的方針。於是，瞿秋白和黨內部分同誌不得不用各自的方式旗幟鮮明地表明態度。
1926年12月漢口特別會議以後，瞿秋白同陳獨秀、彭述之在革命領導權和農民問題方麵的分歧和爭論逐漸表麵化。
1927年2月，瞿秋白又用近兩個星期的時間，寫了一篇批評陳獨秀、彭述之右傾錯誤的長文，出於維護黨的領袖權威的考慮，文中隻點了彭述之的名，稱之為“彭述之主義”。這篇7.6萬字的文章，就是成為中共五大上一顆炮彈的《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
一個月後，瞿秋白奉命從上海來到武漢。這是他故地重遊。當他踏上江漢關碼頭時，這裏已不再是英國租界了！此時的武漢已是大革命的中心，國民政府和國民黨中央黨部已遷到武漢，中共中央機關和領導人也陸續來到武漢。瞿秋白到武漢以後，一方麵參與中共五大的籌備工作，一方麵擔任中宣部部長，負責黨的宣傳工作，並將那本在上海寫成的《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油印成冊。
瞿秋白質問：第三國際還是第零國際
中共五大的第二天，當代表們走進會場時，發現每個人的座位上都放了一本小冊子，封麵上印著“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 瞿秋白著”幾個字。他在這本小冊子中，係統批判了黨內的右傾觀點，著重論述了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以及農民土地、武裝鬥爭等問題。他指出，我們黨如果不能克服並消滅彭述之主義的話，那麼，“第三國際不能容納如此之孟塞維克病的共產黨，第二半國際早已因該病而死了，第二國際因為中國革命反對其主義，雖同主義而不敢要，第四國際也許因為我們得蘇聯之助而反對。如此，我們隻好準備加入第零國際!”
瞿秋白還一針見血地指出:“我肯定地說，我們的黨是有病，凡是有病的人，如果諱疾忌醫，非死不可。而我們黨的第一種病，便是諱疾忌醫。中國共產黨內有派別，有機會主義。如果再不公開揭發出來，群眾和革命就要拋棄我們了！我們不能看黨的麵子比革命還重，一切為了革命的勝利！”
瞿秋白為什麼不是正麵向大會提交報告，而是個人散發呢？原來在中央討論起草陳獨秀報告的會議上，瞿秋白與陳獨秀、彭述之對中山艦事件、整理黨務案、“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等問題看法分歧，發生了激烈爭論。瞿秋白的主張一再遭到陳獨秀的反駁，彭述之隨聲附和的發言則得到陳獨秀的充分肯定。瞿秋白不知如何是好，於是將已經印好的《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散發到會場。
據瞿秋白夫人楊之華回憶，“代表們被這本小冊子的醒目的題目吸引了，很有興趣地翻看著”。代表惲代英笑著對她說：“這個標題寫得好，寫得尖銳。……中國革命麼，誰革誰的命？誰能領導革命？如何去爭領導？領導的人怎樣？問得實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