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德刑並舉
仲長統認為必須采用德刑並舉、禮法兼用的方略，才能維護封建地主階級專製的正常秩序。《昌言》雲：“情無所止，禮為之儉；欲無所齊，法為之防，越禮宜貶，逾法宜刑，先王之所以紀綱人物也。若不製此二者，人情之縱橫馳騁，誰能度其所極者哉！”（清）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第一冊），中華書局1958年版，第953頁。他認為“惡”產生於人的情欲，如果不對之規範限製，任“人情之縱橫馳騁”，勢必破壞社會的正常秩序。禮與法、德教與刑罰就是限製人的情欲的社會規範。
仲長統還認為德教與刑罰兩者相互補充，不可偏廢。雖然一般情況下是德教為主，刑罰為輔，所謂“德教者，人君之常任也，而刑罰為之佐助焉”（《昌言》）。③（清）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第一冊），中華書局1958年版，第948頁。但是，“至於革命之期運，非征伐用兵，則不能定其業；奸宄之成群，非嚴刑峻法，則不能破其黨”，在特殊時期，應當嚴刑峻法，因為“時勢不同，所用之數亦宜異也”（《昌言》）。④（清）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第一冊），中華書局1958年版，第948頁。因此，德教與刑罰應根據實際需要有所變通。在施行德教與刑罰的過程中，應該先德教後刑罰。《昌言》雲：“開道塗焉，起堤防焉，舍我塗而不由，逾提防而橫行，逆我政者也。誥之而知罪，可使悔過於後矣；誥之而不知罪，明刑之所取者也。教有道，禁不義，而身以先之，令德者也；身不能先，而聰略能行之，嚴明者也。忠仁為上，勤以守之，其成雖遲，君子之德也。”⑤（清）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第一冊），中華書局1958年版，第948頁。他認為應該先行教化，後用刑罰，兩者配合運用。《昌言》還雲：“教化以禮義為宗，禮義以典籍為本……故製不足，則引之無所至；禮無等，則用之不可依；法無常，則網羅當道路；教不明，則士民無所信。引之無所至，則難以致治；用之不可依，則無所取正；網羅當道路，則不可得而避；士民無所信，則其誌不知所定，非治理之道也。”⑥（清）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第一冊），中華書局1958年版，第948頁。他認為要有效的實施德教和刑罰，必須製定一套係統的禮法典章作為準則。同時，所製定的禮法應簡明清楚，要易知易行，不要朝令夕改；君主還要以至公至仁之心、以身作則來推行，“誠令方來之作，禮簡而易用，儀省而易行，法明而易知，教約而易從。篇章既著，勿複刊剟；儀故既定，勿複變易。而人主臨之以至公，行之以至仁，壹德於恒久，先之用己身”（《昌言》）。（清）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第一冊），中華書局1958年版，第948頁。
要依法行政、依法管理，法律的完備極為重要。但是，仲長統認為自漢初廢除肉刑以後，刑罰與罪行不相適宜。“肉刑之廢，輕重無品，下死則得髡鉗，下髡鉗則得締笞。死者不可複生，而髡者無傷於人。髡不足以懲中罪，安得不至於死哉！夫雞狗之攘竊，男女之淫奔，酒醴之賂遺，謬誤之傷害，皆非值於死者也。殺之則甚重，髡之則甚輕。不製中刑以稱其罪，則法令安得不參差，殺生安得不過謬乎？今患刑輕之不足以懲惡，則假臧貨以成罪，托疾病以諱殺。科條無所準，名實不相應，恐非帝王之通法，聖人之良製也。或曰：過刑惡人，可也；過刑善人，豈可複哉？曰：若前政以來，未曾枉害善人者，則有罪不死也，是為忍於殺人也，而不忍於刑人也。”（《昌言》）③（清）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第一冊），中華書局1958年版，第950頁。尤其是缺少中等處罰的刑律，使量刑不準：一是量刑過重，不該處死的被處死；二是量刑過輕，該重判的未重判。他認為應該恢複“肉刑”以解決“殺之則甚重，髡之則甚輕”的問題，“今令五刑有品，輕重有數，科條有序，名實有正，非殺人逆亂鳥獸之行甚重者，皆勿殺。嗣周氏之秘典，續呂侯之祥刑，此又宜複之善者也”（《昌言》）。③（清）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第一冊），中華書局1958年版，第950頁。如此，有完備的刑律就可以對罪犯處以適當的刑罰了。
四、選賢任能
與其他政論家頗有相通之處，仲長統亦認為建設一支德才兼備的官員隊伍，不僅是國家管理的重要內容，還可以更有效地管理國家。《昌言》雲：“君子用法製而至於化，小人用法製而至於亂。均是一法製也，或以之化，或以之亂，行之不同也。苟使豺狼牧羊豚，盜蹠主征稅，國家昏亂，吏人放肆，則惡複論損益之間哉！夫人待君子然後化理，國待蓄積乃無憂患。”②④⑥（清）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第一冊），中華書局1958年版，第950頁。他把管理國家的官員看成是治國的關鍵因素。
那麼，如何選拔一批德才兼備的官員呢？他認為要在全國範圍內廣泛選拔，通過從地方基層自下而上的方式進行，“向者天下戶過千萬，除其老弱，但戶一丁壯，則千萬人也。遺漏既多，又蠻夷戎狄居漢地者尚不在焉。丁壯十人之中，必有堪為其什伍之長，推什長以上，則百萬人也。又什取之，則佐史之才已上十萬人也。又十取之，則可使在政理之位者萬人也。以筋力用者謂之人，人求丁壯；以才智用者謂之士，士貴耆老。充此製以用天下之人，猶將有儲，何嫌乎不足也？故物有不求，未有無物之歲也；士有不用，未有少士之世也。夫如此，而後可以用天性，究人理，興頓廢，屬斷絕，網羅遺漏，拱押天人矣”（《昌言》）。②（清）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第一冊），中華書局1958年版，第950頁。把全國範圍內包括普通民眾都納入了選用範圍，逐層推選，這樣才會有充足的人才資源。與此相應，他反對東漢後期隻看重虛名的選拔方式，“今反謂薄屋者為高，藿食者為清，既失天地之性，又開虛偽之名，使小智居大位，庶績不鹹熙，未必不由此也。得拘潔而失才能，非立功之實也。以廉舉而以貪去，非士君子之誌也”（《昌言》）。（清）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第一冊），中華書局1958年版，第950~951頁。
選拔人才之後是量才錄用。《昌言》雲：“一伍之長，才足以長一伍者也；一國之君，才足以君一國者也；天下之王，才足以王天下者也。”④（清）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第一冊），中華書局1958年版，第950頁。要才稱其位，勝任其職。《昌言》還雲：“論道必求高明之士，幹事必使良能之人，非獨三太三少可與言也。凡在列位者，皆宜及焉。故士不與其言，何以知其術之淺深？不試之事，何以知其能之高下？與群臣言議者，又非但用觀彼之誌行，察彼之才能也。”（清）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第一冊），中華書局1958年版，第954頁。認為用人要根據人才的特長，揚長避短；當然，管理者對被任用的人要深入了解，看他們是否有真實才能，是否有高尚的誌行，等，以便適時升降，“善者早登，否者早去”，“下土無壅滯之士，國朝無專貴之人”（《昌言》），⑥（清）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第一冊），中華書局1958年版，第950頁。不僅保持官員隊伍的活力，也使人盡其才，保證國家各級管理高效運行。
有了穩定的官員隊伍，還要保障他們的物質待遇，避免官員貪贓枉法。《昌言》雲：“夫選用必取善士。善士富者少而貧者多，祿不足以供養，安能不少營私門乎？從而罪之，是設機置阱以待天下之君子也。”（清）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第一冊），中華書局1958年版，第951頁。增加律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維護官員的廉潔，但仲長統把官員牟取私利的原因歸結為俸祿不足，則純粹是為地主階級知識分子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