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深思的是，作為中國古代頭號智者的諸葛亮不僅選擇人主與眾不同，而且在完善用人之道方麵也頗有建樹。綜觀諸葛亮出山至病死的整個過程，雖然也有用人不當、處事有誤的時候。例如，未能謹記先主劉備的告誡，在關鍵時刻錯用了馬謖，導致全軍潰退、北伐受挫；又如，諸葛亮事必躬親，巨細不分，以致在他死後，蜀國人材匱乏，甚至出現“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的尷尬局麵。但他在觀人用人方麵的經驗仍然很值得我們借鑒。
諸葛亮根據自己的長期實踐，在選拔人才、重用人才方麵總結了七條觀人的方法，不僅全麵、深刻，而且可操作性很強，極具參考價值。這七條用人之道的具體內容是：“問之以是非而觀其誌”，“窮之以辭辯而觀其變”，“谘之以計謀而觀其識”，“告之以難而觀其勇”，“醉之以酒而觀其性”，“臨之以利而觀其廉”，“期之以事而觀其信”。
諸葛亮觀人法之一：“問之以是非而觀其誌”
這句話的意思是，向對方提出大是大非的問題，看他的誌向、誌趣有何特點。
人的許多行為都是觀念的產物。古今中外具有深刻信仰的人，無論是政治家還是宗教徒，無論是科學巨子還是軍事間諜，都可以忍受奇恥大辱與不白之冤。從這個意義上說，要了解一個人是否值得你重用，首先就得了解他的立場、觀念、角度、位置。凡是在大是大非問題上含混不清、模棱兩可的人，決不可委以重任。因為這種人習慣於見風使舵，沒有定性，最容易在關鍵場合、關鍵時刻損害國家、民族的最高利益。
誌向是人們前進的動力，人無誌不立。一個人假若沒有遠大的誌向，是不可能有大作為的。因此有人說沒有誌向的人，就好像在沒有星辰的黑夜裏行走，眼前一片漆黑，前程暗淡、渺茫；更好像在沒有航標燈的大海行船，總也鼓不起前進的勇氣、總也不敢放心大膽地揚起前進的風帆。實踐證明：一個人在生活、學習或工作中，沒有一個促使其為之奮鬥的目標，他的一生將庸庸碌碌、無所作為、年華虛度，活得也就沒有什麼意義。相反，一個具有遠大誌向的人，他的心中就像點亮了一盞通往成功彼岸的明燈，他會為了實現這一崇高目標而不畏勞苦，不怕挫折，不懼任何艱難險阻而勇往直前。有時他會表現得堅韌不拔、昂揚向上；有時會在“苦其心誌，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的困境中而苦中有樂，更多的時候他會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貧，身處逆境卻鍥而不舍地努力著、奮鬥著。由此推斷，這樣的心理品質和精神，將會成就一個有作為的人：高尚的品質會在他身上體現出來，無盡的力量也會從他身上迸發出來，理想的光芒也將在他的身上閃耀開來。所以諸葛亮識人首先看誌，的確看到了點子上。“問之以是非而觀其誌”，不僅觀其誌，還提供觀誌識人的方法。諸葛亮觀誌識人的方法還是很有效的，少年時的周恩來就有眾所周知的“為中華崛起而讀書”宏圖大誌，這一誌向造就了世界矚目的傑出的政治家。由此可見，觀誌識人不失為選人用人的一個基本方法。
諸葛亮觀人法之二：“窮之以辭辯而觀其變”
該觀人法之二專門考察對方的機變或應變能力。這裏的“變”指的是應變能力。自古用人的兩大鐵定法則是：一看德；二看才。在官場上，除了有許多貪官之外，還有為數不少的庸官。貪官害國，庸官也誤事。在諸葛亮看來，在諸多智能因素中，應變能力是十分重要的。像馬謖那樣的人，雖也有一些作為（如建議“攻心為上，攻城為下”之類，被諸葛亮采納），但畢竟缺乏隨機應變的能力。為官一任，理應造福一方；但若缺乏駕馭複雜問題的能力，這一切也隻能是鏡花水月——一場空。
選人、用人不應是本本先生，更不能用鄭人買履的“鄭人”，那麼怎樣知其應變能力強弱呢？諸葛亮的辦法就是用無懈可擊的言辭把他逼到理屈詞窮的地步，讓他隻有招架之功而無還嘴之力，看其反應如何。應變能力弱者無力回天，瞠目結舌；應變能力強者，定會絕處逢生，另辟蹊徑，出奇製勝。大有“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新意。諸葛亮認為能言善變者一定是頭腦靈活，思維敏捷；能把事情說得頭頭是道者，一定是對該事情了如指掌，深得其道。諸葛亮的方法多數是很靈驗的，也是簡單易行的，但就此法而言也有欠缺的一麵，也有失算的時候。三國時蜀將馬謖就是言過其實之人，他和諸葛亮談軍事總是談得頭頭是道，左右逢源，應變能力可謂非常強，深得諸葛亮賞識和重用，可在街亭一戰就露了餡，應了先主劉備對其華而不實的評價，結果不言自明，慘敗而歸是必然的了。這就是婦孺皆知的諸葛亮揮淚斬馬謖故事的原由，雖然人是斬了，但諸葛亮用人的錯誤卻千古流傳。世界是千變萬化的，紙上談兵是不管用的。宋代詩人陸遊說：“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毛澤東主席說“要想適應新的情況就得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活的靈魂就是實事求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看來考查人才的應變能力不僅要看其口才，還要和實際能力結合起來，也就是要把理論和實踐結合起來。因此我們還要辨證地看“窮之以辭辯而觀其變”的識人方法，如果把此法作為考核人才的某一項能力，還是很恰當的，也應是行之有效的，如果誇大了此法的作用，那也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