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為想象主體的還有媒介、知識分子以及更大多數的外地遊客，他們在無法融入當地的族群文化而不能親身體會傳統文化力量的情況下，對徽派古建築的認知基本上源自調查研究、實地走訪、材料分析以及媒介、書本、他人告知等。為此，我們作了一個針對遊客群體的抽樣調查，結果發現了解相關信息的渠道基本上為電視宣傳、影視作品、新聞報道和相關書籍等，特別是通過電視渠道的人數占比超過60%。筆者認為，他們對徽派古建築的想象是極具建構意義的，其結果拓展了不僅建築本身的價值，還能作為一種外部因素甚至社會力量作用於本地人的認知和想象，從而使得作為想象實體的徽派古建築有了理應受到悉心保護的充分理由。
二、徽派古建築保護過程中的實質性問題
在對黟縣的古建築保護現狀進行實地調研之後，我們歸納出其中的諸多問題，比如不少村民與古建築的感情比較淡薄，古建築所蘊含的文化出現斷層現象；作為保護主體的當地政府不能充分地利用社會資源，且物質保護和文化保護脫節嚴重；一些有經濟能力的商人或者知識分子采取的認領認租認購行為缺少必要的監督，導致一些古建築變成了實質意義上的商品；而被企業開發之後的村落，則過度強調經濟利益，商業化氣息過於濃厚。總之，這些現有的保護模式和具體行為並沒有讓徽派古建築整體的真正價值被激活，而是淪為了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財富工具。
這些問題如果從保護主體的維度來看，大概有三個方麵的體現：首先，本地人對古建築的保護意識仍然不強，但有所改觀，其一是傳統力量的維係，其二則是經濟利益的驅動，這兩種力量的交叉使得很多本地人陷入兩難的境地；其次，地方政府的古建築保護思路更多地體現在開發其商業價值，使得整體的保護模式單一化；最後，包括媒介和社會的外部力量介入有限，而且也難以提出實質性的和實用性的建議、方案。這些，可以歸結為各個想象主體的想象方式和程度與理想狀態存在一定差距（尤其是當地居民和地方政府）。
或者通俗一點說，當地政府和當地居民對徽派古建築的保護意識更多的是源於外部力量的衝擊，他們在此基礎上才去挖掘建築背後的文化因素，以此吸引更多的人關注，從而獲得更大的利益空間和文化自豪感（當然也不排除部分本地人的自覺保護行為）。很多本地居民懂得了“待價而沽”的技巧後，這種意識明顯在不斷增強，這也可以說是我們觀察到的積極性的一麵。消極性的一麵是，在市場經濟主導的社會大環境和商業開發盛行的當地小環境的共同作用下，當地政府和當地居民的保護意識更傾向於古建築的經濟價值一麵。當然並不是說關照經濟價值就必然是錯誤的，但古建築的價值絕不僅僅體現在經濟利益一個方麵。
作為想象主體的當地政府和當地居民，他們對古建築的認識是不夠的。同樣地，作為外圍因素的遊客和文化學者，他們身上同樣存在著想象方式和程度的差距問題。從我們的問卷調查結果來看，多數遊客並不清楚徽派古建築的具體保護價值何在，他們更多的隻是把它視作一個旅遊景點前來參觀。而對於長期關注和研究古建築保護的專家學者來說，他們對古建築的曆史發展脈絡和現時價值空間的認識確實比普通人更深遠，但這種想象的方式與本地人或明或暗地存在衝突，同時，部分學者也存在觀點上的偏激表述，還有少數學者存在簡單粗暴地反對政府政策的嫌疑，更多的學者注重理論而輕視實踐，使得政府在征求他們的意見時無案例可循，這些都決定了學者的力量很難在具體的保護實踐中發揮明顯作用。最後，對於很多的新聞媒體而言，他們一方麵是激發人們想象的主要力量，另一方麵也是規製人們想象方式的主要因素，但媒介的表達往往存在著因熱點而發聲和煽動性的嫌疑，導致人們特別是當地政府和居民對古建築保護的認識和實踐不時被打亂，甚至被迫無奈地做一些計劃之外的無用功。這樣就使得外部力量之於古建築保護的實踐介入空間極為有限。
當然，這其中還暗含著更為隱晦的社會性內因。在大多數中國人的想象裏，中國農村向城市輸出精英子弟，他們在城市中結成同鄉會互助互惠，因為心念鄉土，他們會把在城市裏賺得的財富反哺鄉村，讓父老鄉親可以修祠堂，辦義學，恤孤濟貧，古代徽州地區的興起和發展很大程度上就是基於這個因素。但近代以來，西方“個人主義”的引入極大地衝擊了中國傳統的宗法社會結構，使得人們“鄉土觀念淡漠，‘棄老’現象嚴重，通過教育和工作通道進城的農家子弟，以擺脫農村為傲，他們的財富不會再回流鄉土，城鄉關係由此轉為倒懸對立。”③我們之前談到的徽州地區“文化斷層”現象凸顯、部分村落商業化氣息過於濃厚、人們的保護意識不夠等都能從中找到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