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番努力，提出“最後的忠告”
此次清廷對九年預備立憲的調整是真誠的，隻是在人們接受了這一調整方案，靜候按部就班厘定官製，特別是預行組織內閣時，卻出了大問題。
1911年5月8日，清廷宣布第一屆責任內閣名單，13位閣員中竟有9人為皇室或皇族，這無異於軍機處的親貴內閣。皇族內閣一出台，立刻引起立憲黨人普遍反對，張謇也在第一時間敏感意識到清廷的這一舉措不僅違反祖製，而且處理不好勢必導致人心皆失，一場巨大的政治動蕩將不可避免。
君主立憲是張謇那一代中國人苦苦探究十多年的結果，也是那一代中國人認為最合乎中國的道路，君主專製既然已成曆史，民主立憲又不想要，隻有君主立憲這條路可行了。現在君主立憲弄成這個樣子，滿洲貴族對權力的壟斷已經變得瘋狂而肆無忌憚，這不能不使以張謇為代表的老立憲黨人異常憤怒。憤怒歸憤怒，出於大局考慮，張謇並未就此與清廷翻臉，而且，傳統的君臣觀念也影響著他，他隻能忍氣吞聲，有話悄悄向皇上說。張謇為此聯係湯壽潛、沈曾植、趙鳳昌等人聯名致信攝政王載灃，旁征博引耐心勸告攝政王仿照鹹同年間成例，重用漢族大臣中有學問有閱曆者，無論如何不能以國家為賭注，放任皇族和“高幹子弟”胡作非為，因為如此壟斷權力，必將喪失人心。
危急時刻，張謇還協同友人前往武漢拜訪湖廣總督瑞澄。再至彰德，拜訪20多年未見麵的袁世凱，詳細交換對時局的看法。緊接著，張謇一行入京，與載澤、載洵、載濤、徐世昌、唐紹儀等政要頻繁接觸，並獲攝政王載灃接見，也就是在這次接見中，張謇向攝政王提出了“最後的忠告”，以為當時的外交有三大危險，內政有三大要事。外交上的三大危險，一是中俄伊犁條約；二是宣統五年英日同盟條約期滿；三是美巴拿馬運河告成，必有變故。至於內政三事，一是外省災患疊見，民生困苦，朝廷須知民隱及谘議局事；二是商業困難，朝廷須設法振作；三是中美人民聯合。
張謇麵見攝政王時，出於穩妥，雖然對其有所忠告，但回避了最敏感的體製改革，尤其是皇族內閣、鐵路國有等問題，選擇了在隨後與王室成員的交談中再明白闡釋自己的看法。對四川風起雲湧的保路運動，張謇表示同情，建議載澤盡快與盛宣懷商量，調整方略，無論如何也要將那些集資修路的川民從這個政策的損失中剝離出來，不應該讓他們承擔政策的損失。他提議用中央財政將川民的集資款退回，然後集中力量追查川漢鐵路公司及那些官紳的責任。
在多番努力未見成效後，張謇看到事已至此，所能做的隻有為皇族內閣建言。在京期間，他沒有過多就皇族內閣發表看法，等8月回到南方後，他很快發表《請新內閣發表政見書》，在不反對皇族內閣前提下，提出3點建議，一是速發內閣新政見以刷新中外耳目；二是實行閣部會議加強中央各部門之間的溝通；三是建議國務大臣恢複幕府製度，選擇優秀人才進入幕府議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