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海聽到後並沒有言語，並不是自信的認為以自己的權力和地位完全可以解決任何技術帶來的任何社會問題。實際上張海在新朝價值觀念與營銷管理模式上的一係列變革已經帶來了一些問題了。一個幽靈，資本主義的幽靈正在東方的上空徘徊。大多數近現代化曆程的發展史都免不了這樣一個過程：從最初繁榮和發展，到進入最為關鍵的矛盾期陷阱時代。張海對於這個問題也有過一些自己的研究和理解，並不迷信於書本與權威，但研究來研究去，隻有讓一個讓人無奈的結論。如果社會分配是由真正意義上的資本主義價值觀所主導的，也就是誰在盈利體係裏所起的作用更大誰就應該有更多的分配，那麼即便在這種理論公平的環境下也會有巨大的事實不平等。
長期帶兵打仗過的人最能明白這個問題：一支軍隊，如果不算炮兵一類地圖炮兵器，僅僅是一線士兵階層，百分之一的最優秀者往往就能包攬整個連隊二成到三成的戰績。
精心的選兵之下這個比例可以降低到一成，但是常言也有“千軍易得一將難求”。一個優秀管理人員的價值確實在盈利價值體係上遠遠超過一個員工的作用，而為了保證一個公司單位的效益最大化，必然有一個龐大的從中小資產階級到中產階級的食利階層。這種資本主義機製體係越完善，就算是能夠確保所謂的“公平”，也必然會帶來“管理層和員工貴族”
後世有個“二八理論”，也就是說一個企業搞的不好，百分之八十的原因在於管理層，百分之二十的原因在於員工層。可從另一個角度上講，何嚐不是“管理層利益博弈和索取能力占八成，員工層隻占兩成”？更別說實際社會領域並不僅僅隻有這種天賦與性格差異帶來的“生而不平等”，還有公平以外的“生而不平等”，比如人脈、運氣、出身，甚至長相。這些種種不平等因素作用在一起，足夠把一個富裕社會內的不少人也壓迫到貧窮的境地。有人說那些人是自身懶惰的結果，可站在客觀的立場上：懶惰本來就是人的天性之一，或者說：幾百萬年來的基因習慣了原始社會自由不定且隻有工業時代四分之一工作時間的勞動量，誰在有紀律的生活麵前都會顯得不適。總會有那最為崇尚安逸自由的人得不到必要的分配。
而如果把這種“資本主義價值公平”當作聖經，最終的結果就是社會的決裂。分配當然不僅僅是由所謂的“公平價值”所決定的，還由很多其它方麵的權衡所決定。這就好比一支軍隊的軍餉分配不能完全按照人的價值大小、戰績多寡來進行。王牌飛行員也不應該比按照戰績比一般飛行員多上百倍甚至幾百倍的收入。
分配問題和違背勞動法規方麵的事情在進入新朝十三年以後的七年多時間以來、特別是新朝十七年幾年的時間以來在全國各地都時有發生。如果不是此時以張海為首的新朝中央擁有世上絕大多數時代無可比擬的權威與執行力，恐怕就會逐漸演變成類似歐洲那種水準的工人運動。可是張海能夠保證自己擁有必要的威望和立場，那麼後來的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