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魯克斯在書中借用一位神經科學家的話說，神經科學理論對他個人的影響是：“過去我認為自己是一個孤單的主體，自己做選擇，與同事和朋友建立一定的關係。現在，我的看法改變了。我相信我繼承了一個巨大的知識流，來自各種渠道的模式之流。源自漫長的進化的信息我們稱之為基因，源自上千年前的信息我們稱之為文化，源自幾十年前的信息我們稱之為家庭，源自幾十個月前的信息我們稱之為教育。我們的思想由這些曆史悠久的信息流塑造，沒人能與它分離。雖然為了提高我們的生存機會，曆史給了我們自我意識，我們仍有深深的消除腦殼的界限、沉浸於這條河流之中的衝動。成長就包括失去你的自我意識，與他人、與體驗或任務融為一體。當你遇到嚴峻的挑戰就會有情況發生，藝術家或手藝人會與手中的畫筆或工具融為一體。有時打球、聽音樂或閱讀時也會發生這種情況。當我們與別人發生聯係時，這種情況發生的次數更多。幸福不是有意識的成就創造的。幸福測度的是我們心靈無意識的部分有多少與別人交彙在了一起。幸福取決於每天、每年有多少信息和感情流進我們的心田。”
共情與氣候變化和政治分歧
裏夫金說：“全部的人類曆史就是共情和熵這兩種力量鬥爭的曆史。我認為，人類曆史存在一個巨大的悖論，人類曆史的核心是一種第22條軍規。”這個悖論是，隨著文明使共情超出家庭和部族的範圍，覆蓋至全人類，工業基礎設施和交通的擴展需要更多能源，增加了熵，破壞了地球。解決氣候變化等問題也要靠人類的共情。“當信仰和理性都失敗時，我們需要步入共情的時代。”看上去這是不可能的——人類的共情心何以擊敗熵增這一不可逆的物理過程？利他心的增長豈能擊敗熱力學第二定律？裏夫金認為，人類的共情心尚未在曆史中充分表現，但共情不隻會表現為同情，它也是殘忍的基礎。
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羅格曼所說，奧巴馬希望美國人以共情本能來解決政治分歧意義不大，因為美國人在政治上的嚴重分歧，“正是奧巴馬鼓勵美國人擴展的道德想象及正義觀上的分歧”。雙方的立場都是合理的：一方認為醫療改革是實現一種道德義務，向所有公民提供保障；另一方認為醫療改革侵犯了美國人選擇如何花錢的權利。對於基本價值觀方麵的衝突，“籲請人類本性中更善良的天使是不夠的，我們麵臨的真正的挑戰不是如何消除我們之間的差異——這短期內做不到，而是如何使對這些分歧的表達不越界”，即不升級為暴力事件。
戴維·布魯克斯甚至提出，腦科學正在填補神學和哲學的衰退留下的空白，對情感、偏見、願望、天性、社會紐帶做了更好的理解。布魯克斯自問：“如果一切都被還原為基因、神經的連接和大腦的化學物質，善與惡、罪與美德、愛與承諾將變成什麼？”他好像並不擔心這種狀況。但《神經科學的哲學基礎》一書作者、牛津大學哲學教授彼得·哈克說，當代人理解自身的一個主要障礙是彌漫於我們的心靈和文化中的科學主義。我們傾向於認為，如果存在一個嚴肅的問題，科學能找到它的答案。如果科學找不到答案，那它就根本不是一個嚴肅的問題。這是錯誤的。這跟把哲學看做和科學一樣有關，把哲學看做科學的婢女或者先鋒。科學主義盛行的一個表現就是，大眾媒體迷戀認知神經科學，相關的誤解已經開始滲透到有教養人士的日常用語。在收聽BBC時會聽到人們在瞎扯他們的大腦讓他們做些什麼。
當前神經科學家們認為，是大腦在從事思考、推理、計算、信仰、恐懼和希望。實際上，是人在做這些事情，而不是他們的大腦和他們的心靈。大腦的運作被用於解釋人類的思考、信仰、希望和恐懼等行為，這是錯誤的，因為這不是解釋。如果某個人想知道為什麼一位球員受傷後做不到正常人能夠做的事，你說他的大腦做不了，你並沒有給出進一步的解釋。你不能解釋說，一個人看不見東西，是因為他的大腦看不見東西。認知缺陷有時可以用大腦損傷來解釋，但不能用大腦認知能力的損傷來解釋，因為大腦根本沒有任何認知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