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作者：薛 巍
美國沃頓商學院高級講師傑裏米·裏夫金在新書《共情的文明》中說：“全部的人類曆史就是共情和熵這兩種力量鬥爭的曆史。高度的共情使越來越個體化的人群在相互依賴、龐大、一體化的社會組織中相互關聯。這一過程就是文明的特點。”
同情與共情
1月12日，美國總統奧巴馬出席亞利桑那州圖森市槍擊案受害者追思會，發表“療傷演講”，號召美國人“延伸我們的道德想象，更認真地相互聆聽，使我們的共情本能變得更加敏銳，並提醒自己，我們的希望和夢想是緊密相連的”。
什麼是共情？美國沃頓商學院高級講師傑裏米·裏夫金在新書《共情的文明》中說，共情源自德語中的“移情”一詞，1872年羅伯特·費舍爾發明了這個詞，當做一個美學範疇，指觀察者把他們自己的感受投射到一個欣賞或思考的對象，以此來解釋一個人何以能夠欣賞和享受藝術品之美。後來，德國哲學家和曆史學家威廉·狄爾泰從美學中借用了這個詞，開始用它描述一個人進入另一個人的存在，得知他的感覺和思想的過程。
1909年，美國心理學家愛德華·鐵欽納把移情翻譯成了英文“共情”。“共情”是一個強有力的新概念，很快就在學者中間引發了爭議。理性主義的學者試圖剝除這個詞的情感內容，提出共情是一種大腦具有的認知功能，但需要文化對它加以調整。美國哲學家喬治·米德認為，每個人體會別人的角色是為了估量那個人的想法、行為和目的，以做出恰當的應對。兒童發展心理學家皮亞傑也同意這種觀點，他認為，小孩讀解他人的行為越來越熟練，以便確立社會關係。他們把共情看做一種工具，估量他人以促進自己的利益。浪漫主義傾向的學者則把共情看做一種包含認知元素的情感狀態，認為共情是對他人的苦難的反應，同時在認知上判斷那個人的現狀並做出反應，滿足其需求，減輕他們的痛苦。
裏夫金說，共情與同情不一樣，同情更加被動，共情則喚起積極主動的活動，喚起旁觀者成為他人體驗的一部分以及分享這種體驗的願望。“共情本質上是一種帶有認知因素的感情。共情的旁觀者在與他人的體驗融為一體時，並不會失去其自身感，他也不是像搜集信息一樣地冷靜、客觀地觀看別人的體驗。”
共情不隻專屬於“我感覺到了你的痛苦”，人們也能共情別人的快樂。我們的集體記憶總是關於災難、非正義和暴行。日常生活的世界就不同了。德國哲學家黑格爾在《曆史哲學》中說，幸福是“曆史中的空白頁”，因為它們是和諧的時期。幸福的人通常生活在親人與擴展了的社會關係組成的微觀世界中。雖然生活中也有苦難、充滿壓力，但總體上會遇到更多善意和慷慨。人與人之間的安慰和同情創造了善意，建立了人際關係的紐帶，給人們的生活帶來了快樂。“我們的日常互動大部分是充滿同情心的，因為這就是我們的核心本性。同情心是我們創造社會生活和促進文明的手段，共情意識的進化是人類曆史的基礎。”
與他人發生共情的時刻並不是消除階層等差異，隻是在延伸共情、安慰和幫助他人時，財富、教育和職業等鴻溝被暫時懸置。沒有充分發展的自我概念，就不可能有成熟的同情表達。覺醒的自我感對共情的生成與發展來說非常關鍵。自我越是個體化、越發達，我們對自己的獨特性和有限性、生存的孤單和艱難的感覺越強烈。正是這種感覺使我們能與擁有類似感覺的他人發生共情。高度的共情也使越來越個體化的人群在相互依賴、龐大、一體化的社會組織中相互關聯。這一過程就是文明的特點。文明是有血緣關係的部落解體，在社會關係的基礎上個人重新社會化。共情的延伸是使這一轉變成為可能的心理機製。當我們說教化時，我們說的就是共情化。
戴維·布魯克斯在《社會動物：愛情、性格和成就的隱秘來源》中說，進化心理學家戴維·巴斯的調查顯示，對男性和女性來說，在求偶時人們想得到的最重要的品質是體貼。求偶主要的內容就是展示同情心，證明自己多麼能體察對方。正在交談的友人們會複製對方的語言模式。談話時，人們開始模仿別人的身體語言，他們模仿得越像，對別人的感情越有體會。“大腦存在於腦殼裏，但是心靈卻向外擴展，源自人與人、人與環境之間的互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