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當時的台灣公共建築開始脫離官僚氣，打破超人性尺度、統合樣式和單一軸線等，盡量表現出一種親民的公共性，但是這座社福館的“反機構”建築語言還是有點出人意料。麵對老社區聚落的立麵，由水平樓板空間的樓層空間穿插碎化的紅磚砌量體，像是一個個雜亂的小房子摞在一起。所以，台灣建築師謝英俊開玩笑說：“黃聲遠做的是假違章建築，我是真違章。”
這座貌似私搭亂建的公共建築其實有很好的工程品質，北京的建築批評學者史建向我展示幾年前他去宜蘭時拍攝的一張紅磚牆局部照片：“很少看到磚能手工砌成這樣的，工藝控製得很好，有種秩序和韻律感在裏頭。磚與磚的縫隙很直，幾乎像是計算機做出來的。”他還注意到大樓麵向宜蘭一側走廊木欄杆上的斜坡麵，這樣，觀景的時候手臂可以自然地斜靠在上麵，樓道裏的木椅麵也有微微下凹的曲度。
史建第一次看到黃聲遠的作品是在2005年“首屆深圳城市\建築雙年展”上，策展人張永和把他和謝英俊等稱為“社會建築師”。按照張永和的界定，不是那種泛化的社會建築，而是建築師通過思想觀念的革新，呼籲政府改變政策，實現建築的新趨向。
“田中央的很多建築沒有明確的形象，散落在空間中，完全和整個社區空間發生更密切的關係，所以很難用傳統建築評論和建築學去看待。這裏有舊建築的改造，舊環境的整治，蓋的新東西也像是老的東西。”史建說。
羅東鎮是宜蘭人口最密集的商業中心，史建用“詩意”和“人性化”來形容田中央設計的“羅東第二文化中心”。開放的200米高架教學環狀跑道四周是一支支鋼架禮炮和可以躺靠的婆羅洲鐵木背板，兼具臨高遠眺和活動看台的功能。跑道跨過由彎型鋼板支撐的人行橋，彎曲的鋼板也是通往極限運動場的入口，4根烏桕、菩提、無患子、銀杏葉形的18米鏤空鋼柱如圖騰柱一般矗立著。
在宜蘭市，社福館往河邊蔓延，以橋的形式漫走在街道上方，越過環河道路，一座“橋亭”漂浮在車道上。往相反方向，舊城牆遺址旁嶽飛廟旁邊的“楊士芳紀念林園”，依照嶽廟廂房的寬度，被設計成兩棟長形建築。就這樣，田中央的建造設計延伸到曆史遺產改造、河流整治、城市規劃等，也包括馬路街角一處舊枕木搭建的花壇。在黃聲遠的構想中，從生活細節往上構架的城市規劃，才不會讓城市一直膨脹。自由的城市可以讓小孩安全地騎車，進出政府機構像進出自家後院。而且，以前發生過的故事，以後還都找得到痕跡。
這裏有公共建築與社區生活的融合，也有新舊建築及人行交通網絡的連接，主動與當地政府合作爭取改善城市環境的機會。就像台灣建築評論家阮慶嶽所說的：“針對基地周圍都市環境的直接介入，對基地內使用內容的強力參與和建議，建築師的角色由傳統位置主動向都市計劃領域延伸。”
在宜蘭火車站前，以前一直充斥著積非成是的公地私用，學生的自行車被汽車停車場逐出百米以外，到台北去看病的老人缺乏無障礙的設施。田中央工作群在電視上看到站前宜興路要拓寬的消息，就從營建署爭取了980米的道路設計權，從中擠出8～10米寬的人行道，北段本來要拆掉的一些日據時期倉庫群也被保存下來。
兩年前去宜蘭時，中國建築設計研究院總建築師崔愷對這段舊倉庫的改造手法印象深刻。當時，田中央已經說服讓機動車道旁的人行道穿越這些老建築，保留位置和主體結構，加固舊牆體，把側牆打開，改造成人行道旁的候車室等休閑空間。“他們總是會調動場地和對周邊居民開放的空間模式，用設計語言把環境做得很有趣味。既把曆史建築保留下來，道路空間又變得很豐富。”
在宜蘭縣員山鄉惠好村惠民路，田中央工作群的工作室被包圍在大片綠油油的稻田中，這裏已經成為台灣建築界的某種理想基地。一些建築係學生畢業後投奔而來，哪怕開始隻有很低的薪水，大家擠住在一起，中午一起開夥，有點像人民公社。也有人開玩笑說，社會主義在宜蘭實現了。
崔愷把黃聲遠稱為“赤腳建築師”，在他看來，工作室的那些事情做得很質樸——當地的廢棄材料，持續和生態的概念，比較隨性好玩的設計。崔愷說：“他們的方法很有趣，不趕什麼潮流，像是從這片土地上長出來的。我們大陸也許也有這樣的建築師，但隻是去農村做一下、獻一下愛心，作為一種調劑或者機會。如果一個建築師對自己熟悉和關切的生活環境有持續設計的態度，那是更加由衷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