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70年代初，黃貴權就開始收藏朱屺瞻的作品，至今每一個時期代表性的作品皆有。
“那時經常在朱老家裏和他一起看畫，看著看著，他就會問我喜歡嗎，喜歡就送給你。所以朱老所有時間段的作品我都有。” 黃貴權指著一幅朱屺瞻先生1976年創作的《江南三月》讓我看，“我認為這是他在1976年這個時期創作的最好的作品之一。他的花卉受齊白石、吳昌碩影響，但又完全不一樣，因為他學過西洋畫，所以會在這些基礎上，有對西洋畫的延伸。尤其是他用色方麵。我後來的攝影受他影響很大。”
在收藏和整理過程中，黃貴權發現一件有趣的事：1978到1979年朱老的創作很旺盛，1979年他畫了很多畫，可是很奇怪沒有一張山水。黃貴權去查過很多資料和記錄，也問過朱師母和朱老的孩子，都不知道其中原因。一次偶然情況下，黃貴權在文物商店出版的一本書裏，見到了現在為止能找到的唯一一張1979年的山水畫。他很開心地說：“這張畫我後來找到了，現在成為我的收藏。隻是朱老為什麼在1979年沒有山水畫的原因，至今不知。明年是先生120周年誕辰，我想和朱師母在上海為他辦一個畫展。”
在黃貴權看來，最要緊的是學習。一開始什麼東西都想買，但不知道什麼是好東西，有機會和這些畫家在一起後，能多向他們學習。看到他們好的作品，才能知道原來好東西是怎樣的。1985年黃貴權進入香港收藏團體“敏求精舍”，認識了那裏的會員。饒宗頤先生是名譽會員，王仲方先生的書畫功底都很好，黃貴權也常會向他們請教。“怎麼能證明我很用功呢？”他說，“1990年香港藝術館聘請我做他們的中國書畫顧問，說明這10年我是很用功去看過很多畫。我去博物館、看拍賣、去文物商店，會去很多地方找畫、看畫。收藏不是今天的這種一蹴而就。”
那時找畫，黃貴權常去上海，必去找謝稚柳，而謝稚柳來香港也一定找黃貴權。兩人是最要好的朋友。那個時候上海文物商店經理徐偉達是謝稚柳的學生，黃貴權每次去文物商店，都能看到比別人更多的不露麵的好東西。黃貴權說：“我會對當時他們拿來的畫比較細致地挑選，不是價錢問題，是我一定要收到最好的。一般隻要我在挑畫的時候，就會有人在後麵等著。他們說黃醫生不要的，我們全都要。如今開句玩笑話，我那個時候真是傻瓜，什麼都隻要最好的。當時說來全都買下，現在都不得了啦。”
黃貴權家裏四代人居住在香港，是地道的香港人，但能說不錯的普通話，令我有些好奇。他笑稱：“普通話是這些年常去內地找畫，跟畫家打交道練出來的。”其實黃貴權收藏、研究中國書畫的過程，也反過來影響了他的攝影。1995年香港攝影界要搞一個“龍影”的展覽，作為籌委會主席的黃貴權拿起照相機在拍照的時候，發現早年認為難以有突破的攝影有了變化。“這時你再看看物體的角度或關注點，會和以前完全不同了，構圖也比以前好很多。”他說。
黃貴權的攝影內容由之前的社會生活，轉向自然環境。同時在攝影技術上開辟了一個新的空間：反常規地大量使用超長焦距鏡頭做風景小品的拍攝，讓風景更為細節化。用每秒多達9次的曝光，重複處理一格膠片。每次曝光因相機抖動和景物風動產生的雙向位差，虛實相襯，讓景物有一種躍動的感覺。他說：“那時候我就悟到，攝影如同中國繪畫的寫意。怎麼將具象的物體，產生一種可想象的空間，意在向外，你的作品要傳達出什麼，這個是最要緊的。所以，我是覺得攝影從具象到抽象中間有一個很大的空間，供我們攝影家去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