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海龍舉自己的例子說明他們不是故意脫逃。他因肺部重病回北京後，手術費用昂貴，所以還多次去信，去電話，要求監獄能支付一些醫療費用，可想而知，完全無人理會，所以他單方麵和監獄保持聯係一直有若幹年。他告訴本刊記者：“我們都一樣，心裏害怕，牛玉強也每年寫信回去，彙報自己情況，包括把醫院證明都寄過去，就是保證我們還在治療過程中。”
可是始終沒有收到回信。已經出獄的劉海龍向本刊記者保證，他於1992年保外就醫，病好後一直在家鄉良鄉附近種蘑菇，他家和派出所的距離隻有500米，每逢重要事件都要去接受教育，他們俗話叫“滾大板”，而每月彙報則是例行公事，去北京市裏都要批準，所以這麼多年，他們這些獄友都不見麵，害怕惹事——就在這種嚴密控製下。“我向您保證，第一，派出所沒有要求我回去，他們也沒收到信件。我自己也沒收到信件，網上追逃，我後來被抓回去的時候看過，裏麵也沒我的材料。所以說我們逃跑了，我們都不承認，犯人也有權利，不能把什麼都推到我們身上。”
劉海龍的刑期也被延長了，因為表現好，又獲得了減刑，今年回了北京，可當時家裏人也為這件事情在石河子折騰了一年，收集材料和反映情況，花費達幾萬元。
牛玉強2004年被從家裏帶走的時候，家裏同樣是翻了天，可因為貧困，並沒有跟隨到新疆去爭辯，妻子隻是在北京司法部去上訪了幾次，司法部門接受上訪的人還很同情她，幫她聯係了新疆監獄方麵，並且安慰她說，可能2008年原刑期滿了就釋放了，那個抄來的文件隻是嚇唬他們的，家裏又抱了一線希望。可是2008年並沒有釋放，這才確定要延期的消息並非虛文，家人開始繼續上訪，可是沒有結果。按照道理，保外就醫結束後不歸隊的後果應該三方麵共同承擔，因為三方都有責任，而現在就是牛玉強一人承擔所有的後果。
“走的那天，抓他回去的民警向我們保證，這個不算逃犯，因為他去警察局調查了，牛玉強一直在原駐地，沒有潛逃傾向。我們還挺高興，覺得他這次去了2008年也就回來了。他自己迅速把衣服和鞋子打包了，規規矩矩站在警察身邊，結果傳來他要在那繼續待十幾年的消息。”
怎麼辦？
牛玉強妻子委托了周澤律師為委托人，周澤律師給監獄和全國人大分別發放了建議書，主要提出三點：一是刑期延長得不合理也不合法；二是希望根據1997年《刑法》做的取消流氓罪的修改，希望刑罰要公正，對當年明顯重判的牛玉強減輕刑罰；第三，他呼籲對牛玉強實行特赦。“特赦在中國一直沒有取消，為什麼不可以啟動特赦程序呢？”
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刑罰權威韓玉勝對本刊詳細解釋了牛玉強的個案：1983年的嚴打是有當時特定的曆史條件的，很難脫離當時條件去談牛玉強的刑罰，當時他連續作案數起，而且20歲了，還是具備主觀惡性的，當時同伴還有判處死刑的，我們的刑罰原則是“從舊兼從輕”的，所以很難在這點上為他辯護。
保外就醫屬於監外執行的一種，幾方麵要監管到位，在監管到位的情況下，牛玉強也應該自己在病好的時候主動彙報病情，並且回監獄接受改造。“從常理上，我們都知道他很難做到這點，不過現在監獄改造中，不少犯人都可以因為春節，或者家中有事請假，但是按期一定要歸隊，不歸隊可以視為脫逃。”可是在監獄並沒有隨時隨地了解情況，沒有做到監管到位的情況下，顯然責任不完全在牛玉強，由這個最弱者來承擔這一切不應該。
而所謂特赦，韓教授覺得不太可能。共和國最後一次特赦發生在1975年，是赦免尚在服刑的“反革命分子”，沒有涉及刑事犯。所以，也不太容易走這條道路。
韓教授覺得，最大的可能性，還是找到原審的法院，啟動再審程序，根據牛玉強的實際情況，包括在保外就醫期間的表現，重新裁決。作為收監執行的監獄，很難期待他們能夠主動減免牛玉強的刑罰，尤其在目前的情況之下。
牛玉強的妻子對這些爭議並不完全理解，她告訴本刊記者，隻希望能夠盡快讓牛玉強回家。否則，以他的身體，很可能在2020年前就去世了。為了不減工分，牛玉強即使現在發病也不去看病了，他隻是半夜坐在床上值班，捧著妻子和孩子的照片，獄友們經常看見他在那裏哭，也因此更瞧不起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