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麵故事
作者：李 偉
中國武術的現代化改造始於辛亥革命前後，至今已曆百年。改變的方式，則是參照西方體育理念，使其體育化，進而競技化。武術概念的內涵不斷變化，它的整體性逐漸被分解，褪去神話，與作為母體的拳種逐漸脫離，形成了套路與散打兩個不同性質的競技項目。
對武術的改造，體現了國家的文化選擇。而這種改造本身，既是一種去文化的過程，也是一條異化之路，並一直延續到今天。
武術1980
1980年8月，盛夏時分，鄭州市的中州賓館十分熱鬧。國家體委一紙令下，中國武術界的“十八精英”齊聚鄭州。包括山東醉劍、雙手劍王於承惠，螳螂拳王於海，劍術冠軍王常凱，槍術繩標冠軍劉懷良，金刀醉棍孫建魁，浙江禿頭鷹爪計春華、猴棍地躺南拳三絕胡堅強，陝西翻子、八極傳人馬賢達，河南豫劇刀馬旦新秀丁嵐。
而其中最有名的，則是17歲的武術運動員李連傑，一年前他剛在第四屆全國運動會上一舉奪得5塊金牌。那是他最後一次參加武術比賽，此後他的身份則轉換為武打演員。
在接下來的兩年中，這些中國武術的頂尖人才參與拍攝了一部香港電影——《少林寺》。囊括了如此眾多的專業武術運動員，無論在電影史還是武術史上，堪稱空前絕後。影片一反舊式武打片中那種純表演的花架與鏡頭技巧的賣弄，通過專業武術運動員的演繹，讓觀眾看到了充滿視覺衝擊力的武術。1982年，《少林寺》上映，其風頭強勁無須贅言，在平均票價不到1角錢的年代，國內票房已超過億元。
有意思的是，就在《少林寺》上映前後，中國武術概念的內涵也發生了重要的變化和修訂，並直接影響了此後20多年的發展方向。
在1978年《武術》教材中，武術被定義為：“是以踢、打、摔、拿、擊、刺等攻防格鬥動作為素材，按照攻防進退、動靜疾徐、剛柔虛實等矛盾的相互變化的規律編成徒手和器械的各種套路。它是增強體質、培養意誌、訓練格鬥技能的民族形式的體育運動。”
然而在《少林寺》上映後的第二年，1983年《武術》教材對概念進行了修改：“武術是以踢打摔拿擊刺等技擊動作為素材，遵守攻守進退、動靜疾徐，剛柔虛實等規律，組成套路，或在一定條件下遵照一定的規律，訓練格鬥技能的體育運動。”
如果對比兩條定義，則會發現一個有趣的變化。在前者的敘述中，雖然強調了武術套路的編排必須以技擊動作為素材，但武術以套路為主的技術發展方向仍在繼續。在體育的概念中，武術即套路。而後者，則將套路和格鬥分開，“奠定了武術按照套路運動和格鬥運動分項發展的理論認識，對現代武術套路項目競技和散打格鬥項目競技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中國體育大學武術學院副院長徐偉軍對本刊記者說，“此後，武術定義不斷被修修補補，但武術具有套路和搏鬥兩種運動形式，這個觀念成為人們對武術的基本穩定的認識”。
按照1983年的定義，武術即套路加格鬥。一部功夫電影引發的武術熱，加速了武術的項目改造，將其推入了套路與格鬥並存的雙軌道。
隨後，在幾次對武術教材的修訂中，分項發展的認識被不斷強化。在最近的2004年《中國武術教程》中，更加明確地提出了：“武術是以攻防技擊為主要技術內容、以套路演練和搏鬥對抗為運動形式，注重內外兼修的民族傳統體育。”
近代以來，受西學東漸的影響，傳統武術的體育化、項目化改造持續了上百年。在新中國成立之後的30年裏，武術的技擊特性遭到禁錮，表演性的套路形式卻一直被提倡。而至1980年前後，這種改造形成了一個新的局麵——就競技運動而言，隨著技擊性的回歸，武術被分解為兩個項目，兩個發展方向。
追究這場變化的動因，除了“文革”後的思想解放外，國際交流起了重要的作用。競技武術，成為國家封閉多年之後重新走向世界，讓世界認識中國的重要載體。
1974年，中國武術代表團首度赴美國訪問，繼乒乓球和體操之後第三個代表我國實施“體育外交”；其後是以北京武術隊少年運動員為主體的赴日訪問，為兩國建交後的民間往來拉開序幕。這以後，武術界又接連組團到海外各地表演，為當時世界性的“中國熱”持續加溫。成名之後的李連傑曾多次談到他少年時出訪過40多個國家，其中大多數都發生在這一階段。
“《少林寺》引發了一場世界範圍的武術熱，當年《武術》雜誌都能夠發行到兩三百萬份。”中國武術協會原技術開發部副主任劉普雷告訴本刊記者，“來我國學習、觀摩武術的外國團體越來越多。武術成為一個具有強大國際影響力的中國符號。這樣的變化，讓當時武術管理部門始料未及。”
雖然在上世紀50年代，武術就已被列入了全運會項目，但其發展並未得到特別的重視，也沒有分享到更多的資源。“處於放任自流的狀態，不是每個省都有武術隊，訓練條件也很差。自我封閉，自娛自樂。”劉普雷說。武術管理的行政級別較低，被歸入國家體委群體司下的武術處。
由於國際交流的需要，體育行政部門開始圍繞武術進行了機構調整，先後建立了國家級的武術研究院，國家體委下設武術運動管理中心。各省也開始對口建立了相應的機構。官方武術建製不斷完善，而民間武術學校更如雨後春筍。
“在國際交流中，中國武術經常麵對一個繞不開的問題——能不能對打一下，而不是隻表演套路。”劉普雷說，“甚至希望和泰拳、拳擊等武技進行對抗。”上世紀70年代後期，武術管理部門開始研究“技擊”的武術，設計相應的規則，將其體育化，形成一種代表中國武術的格鬥體育項目。於是，在一位主管僑務工作的中央領導推動下，散打應運而生。1987年，散打被國家體委批準為正式比賽項目。
對應這樣的變化，國家武術運動管理中心分別設置了“套路部”和“散打部”；全國高等體育院校的武術教學部門也由原來的“武術教研室”分化成為“武術套路教研室”和“武術散打教研室”。武術賽事同樣也采取了兩種賽製，即套路比賽和散打比賽。
於是，武術改造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被分解的武術”，成為現代武術的特征。按照現代訓練學項群理論，“套路”和體操、跳水被劃入技能類難美項群，成為以追求難度和美感為目的的運動項目。而“散打”則和拳擊、柔道一類，被劃分入格鬥項群。
國術改良
如果以更長的視野觀察，由電影《少林寺》所誘發的武術變革，隻是近代中國武術項目改革的一個後端產物，其變化種子早已埋下。
明清時期，中國武術已從具有提高士兵搏殺功能的各種軍事訓練活動中脫離，逐漸發展為一種在民間廣泛流傳的“技擊類”本土體育項目。至清朝，“流傳有序、拳理清晰、風格獨特、自成體係的拳種逾百個”。
辛亥革命前後，中國社會麵臨沉重的生存壓力。及至五四運動後，西學東漸救亡圖存成為中國精英階層的主流價值觀，科學主義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衝擊越來越強。傳統武術之變由此發端。改變的方式，則是以西方體育理念改造武術。“項目改造的總原則是體育化，進而競技化。”徐偉軍說。
在官方的角度，武術改造的方向始終保持了一致性。無論孫中山所說“強國強種”，還是毛澤東所倡導的，“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都強調了現代體育的社會教化功能。而武術正是教化社會的一種有力工具。
皖係軍閥馬良，為適應軍隊的團體教學，從1901年起就開始創編、傳授“各科新武術，並新武術各科專書”。1910年後，他陸續出版了《中華新武術》教材，包括《摔角》（初名《柔術教範》）、《拳腳》、《棍術》和《劍術》4科，主要是實用技擊格鬥技術；基本動作和實用技擊術均采自傳統武術。1916年教育部派員考察了“新武術”，並組織審查了《摔角》、《拳腳》兩科。1918年教育部通令將“中華新武術”列為全國各大、中學堂正式體操的內容，1919年經國會辯論通過，成為全國學校正式體操。
馬良的“新武術運動”，帶有鮮明的西方“軍操”化特征。實際上是從各種武術套路中抽取基本動作歸類整理，再按武術套路的基本原理編排連接成新的套路，非常適合對初學者進行集體教學，所以受到教育界的歡迎。而傳統武術家卻認為，這樣的做法割裂了傳統武術，徒襲皮毛，全失武術本意。
但此時，民間武術無論在價值體係還是組織機構都已全麵式微。武術的學校傳授逐漸取代師徒傳承，新型武術團體取代傳統武術宗派。精武體育會就是最具影響力的武術組織。
與“新武術”不同，精武體育會並不是從各種武術中抽取一些動作另成體係，而是走了另一條道路，即在保持各種傳統武術沿著原有的技術方向發展的基礎上，在教學方法等方麵加以提高，在組織和活動方式方麵，則打破了原有民間各種練武組織所有的宗法或宗教色彩，大量采用了現代體育組織和學校的方式。
1915和1924年的《中國精武體育會章程》規定，該會“以提倡武術、研究體育，鑄造強毅之國民為主旨”，不爭門戶短長，對各流派武術兼收並蓄。精武體育會組織編寫了各派武術教材和書刊，同時還全麵推廣現代體育項目。
精武體育會逐步確立了初、中、高三級的“精武三十套武術基本套路”，以相對標準的套路化方式進行武術演練，甚至為套路配上音樂。這樣的演練方式為此後武術套路競賽的發端。
1927年民國政府成立的國家級武術機構——“國術研究館”，後更名為中央國術館，館長為張之江。
最初在館長之下教務方麵分設武當、少林兩門，門下設科。建立不久，曾發生過少林、武當兩門門長比武的事。比武之後，兩部矛盾表麵化了，有關人員相繼去職，舊機構無形中解體了。1927年6月，張之江請來馬良擔任教務長，統轄3個科，各門拳術家混合在一起，沒有了派別之分。馬良又推薦唐豪入館，負責製定國術館組織章程和各項比賽規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