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農民工能力代際差異分析
社科縱橫
作者：張茜 王雪婷 龔玉宇
【摘要】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剩餘勞動力逐漸增多，催生了大批農民工，使農民工能力問題逐漸受到社會各界的關注。本文通過實地調研獲取一手資料，從代際分化視角，研究不同時代農民工能力的差異及其表現，以期為農民工能力問題研究提供一定現實參考。
【關鍵詞】農民工；能力；湘潭市
一、引言
改革幵放以後，隨著城鎮化和工業化的快速發展，越來越多的農村剩餘勞動力離開土地，轉移到城鎮和非農產業就業。由此，在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程中形成了一支特殊的社會群體一農民工。據國家統計局抽樣統計，2012年全國農民工總量為26261萬人，其中，外出農民工16336萬人，本地農民工9925萬人。農民工廣泛的分布於國民經濟的各行業，其中在加工製造業中占從業人員的68%，在建築業、釆掘業中接近80%，在環衛、家政、餐飲等服務業中已占半數以上。他們為城市創造了財富，為農村增加了收入，為城鄉發展注入了活力，是工業帶動農業、城市帶動農村的有效載體。大量的的事實證明，農民工是我國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為我國工業化、城鎮化和現代化進程作出了特殊的重要貢獻。
然而，這一龐大的社會群體雖然為國民經濟和城市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卻是生活在城市邊緣的弱勢群體。在城鄉二元製改革尚未取得根本突破的現實背景下，他們不能同時獲得城市居民身份，無法融入城市、平等地享受與城市居民一樣的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如果大量的農民工長期停滯在農民工狀態而未能提升能力，實現市民化，勢必會影響國民經濟健康發展。因此，在中國統籌城鄉發展的大背景下，需要係統地研究農民工能力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解決好農民工能力問題，對於推進新型城鎮化、統籌城鄉發展和和諧社會建設等方麵都有著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二、農民工群體的代際分化
20世紀80年代初外出農民初次形成小規模的民工潮，經過近30年來的發展，農民工隊伍日益壯大，“十一五”末我國農民工總數已達2.42億，農民工階層內部也產生了代際分化，新生代農民工被界定為“出生於20世紀80年代以後，年齡在16歲以上，在異地以非農就業為主的農業戶籍人口，目前全國約1億人”。新生代作為農民工群體的新生部分，同樣麵臨著城鄉二元隔離的困境，處於城市社會的邊緣位置，但因其出生成長在不同於傳統農民工的時代背景下，又明顯地帶有自己的時代烙印，在全國總工會發布的《關於新生代農民工問題的研究報告（2010）》中新生代農民工所呈現的群體性特征被概括為“時代性、雙重性、邊緣性和發展性”。武漢大學的劉傳江教授將農民工劃分為一代和二代，第二代農民工是相對於在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期間就從農業、農村流出既而進入非農產業就業的第一代農民工而言的，具體是指在20世紀80年代以後出生、90年代後期開始進入城市打工的這部分農民工，劉傳江認可的第二代農民工也就是所謂的新生代農民工。
劉傳江等人在2005年時對武漢市的436位外來農民工進行了抽樣調查，發現兩代農民工在個體特質、外出動因等方麵都存在較大差異。兩代農民工出生成長於改革開放前後這樣完全不同的環境背景下，第一代農民工的傳統農民特征較為明顯，比如家庭中兄弟姐妹較多、自己的文化程度偏低、有務農經曆和經驗等；改革開放後我國實行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廣大農村地區的農民家庭迅速小型化，新生代農民工一般為家中獨子，他們在輟學或畢業後就直接轉入“民工潮”的大軍進城務工，一般沒有從事農田耕種的經曆。第一代農民工外出務工主要是為了“養家糊口”，維持農村家庭開支，最終還要回歸農村；新生代農民工的務工需要層次由生存型轉變為發展型，新生代將進城務工看作獲得“逃離”農村資本和謀求發展的途徑，有著較高的生活期望，對城市社會的認同感較強，市民化願望強烈。兩代農民工的成長環境、所受教育程度及對城市的歸屬感不同，第一代農民工和新生代間在行為選擇方麵有諸多的不同，學者們多將新生代農民工較之父輩所呈現出的新特點簡要地概括為“三高一低”：職業期望值高、受教育程度高、物質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