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政治運動：把人性中最惡的部分激發了出來很不幸，老人家們成長的年代正是惡沒有底線的年代。曆次的政治鬥爭激發出人性中最惡的因素。一個人，如果連自己的父母師長都可以批鬥，連同床共枕的夫妻之間都可以相互揭發，還有什麼可以信任？還有什麼壞事不可以作？
2、從後結構主義角度評述“老人變壞”
“老人事件”發生以後，一些人覺得其原因在於“老人變壞了”。其中，一些人把“老人變壞了”的原因歸結於社會的開放、浮躁與複雜。另外一部分人則深挖老年人年輕時的生活狀況、成長環境，個人的經曆以及接受的教育，最後得出結論：老人現在的變壞正是當初種下的惡果，如今就到了“收獲”的季節。
首先，從後結構主義的角度來看，認為“老人變壞了”的觀點僵化地把這個時代的整個“老人”群體定義為“壞人”。持這種觀點的人大部分都是青年人或者中年人，他們站在受害者的角度因為個別老人的不端行為而向整個“老人”群體發起了進攻。其實，“老人事件”變壞的老人隻是個別現象，並非所有老人都變壞了。當網上有相關報道時，記者就會把鏡頭聚焦在小部分老人的不端行為上，進行大肆渲染報道，卻忽略很多老人做的一些好事上。其實網上有很多關於老人做好事的新聞報道，東莞日報2012年6月27日報道的“患病老人勇救落水小孩”；蘭州晚報2011年8月5號報道的“善良老人救落水小孩不留名”；大河報報道的“老人救墜井孫子身亡，倒掛金鉤抓住孩子手臂不放”等等。真可謂“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裏”。
《南方都市報》評論說，在中國，有個特別奇怪的現象，那就是不同世代之間有時出現相互埋怨、蔑視甚至是傾軋的苗頭。60後的輕視50後、70後痛恨60後、80後認為受到70後壓迫、90後認為受到所有“後”的壓榨。這些青年人或者中年人的行為隻是一種情緒上的宣泄，並沒有理智的看待這一問題。為老不尊並不是當代這個社會的專利，每個時代都存在，不過在以前信息技術以及網絡技術尚未發達的時代，這些事件不可能被全國人民所知曉。在網絡技術相當發達的今天，這些偶發性的、地域性的事件通過網絡可能在瞬間被“放大”到引發全國乃至世界的高度的關注。一些人由於發現個別人的不端行為，而把標簽貼到了整個群體身上。讓全體老人為一部分“為老不尊者”背負罵名，這未免太草率和不公。本文認為不能先驗性的把老人整個群體定義為“壞人”。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個別老人的變壞隻是各個年齡段的“壞人”中的一種。當代中國處於社會的轉型期，由於受市場經濟的影響以及外國文化與價值觀的影響，中國正處於舊的價值觀念被摧毀，新的價值觀念尚未形成的曆史時期。在此過程中，很多人處於一種迷茫的狀態，自己的個人價值觀受社會大風氣的影響，不免會做出一些錯事，變成“壞人”。這部分“壞人”不僅包括極小部分的老人，還包括一部分的少年、青年以及中年人。這種情況下，不應該把這種“壞”專門盯住老年人。
再次，從後結構主義的角度來看，一些人認為的“老人現在的變壞正是當初種下的惡果，如今就到了‘收獲’的季節”這種觀點是固化的，先驗的。在後結構主義的視角之下，任何社會主體的屬性、身份以及認同都不是先驗的、僵化的或一成不變的，亦不存在一個固化的概念與知識的體係去先驗性地定義身份的社會與文化意義。事實上，他們當時的“變壞”都是暫時的，是被逼的，是迫於生存壓力的。比如，巴金是我國著名的作家，在“文革”過程中，巴金也變成了“壞人”，但是“文革”過後巴金就自己在“文革”中做過的錯事向全國讀者道歉。這也說明，一個人在一個特殊時期的“壞”，並不代表他就是一壞到底。在當代中國，人們的溫飽問題已經解決，政治相對開明，環境已與老人年輕時的環境大不相同，那種艱苦的環境解除了，當初被迫無奈的“壞”再也壞不起來了。在看問題的過程中，不要“先驗”“僵化”“一成不變”。這樣看來，一些人認為的“老人現在的變壞正是當初種下的惡果，如今就到了‘收獲’的季節”這種觀點是極為荒謬的。
（二）、觀點二：“壞人變老”
1、觀點與論據：
（1）、觀點：“壞人變老”
（2）、論據：當然不是老人變壞了，而是壞人變老了。正所謂換湯不換藥，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對那些由“壞人”變換過來的老人，是該設立規矩的，規矩就是規矩，是每個人都該遵守的基本道德準則。如果“為老不尊”者，缺乏道德底線，那麼就要由社會給他們劃出一條底線，讓他們對法規和道義有所敬畏。老隻是年齡大而已，不等於沒有禁忌沒有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