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人的一生，從生命自然發展的過程來看，確乎是中間“強”兩頭“弱”，幼兒與老人在現實人世間總是更多呈現出柔弱的特質。然而，文學藝術的本質恰是能夠平等看待生活，能夠體現一種宗教般博大的悲憫之心與嗬護力量，能夠揭示現實中的“弱者”強大的內心世界，以及比血氣方剛者更為豐富內在的精神生活。尤其當女性步入老年生活階段之後，雖然身體、情感、記憶、社會活動等各方麵的活力都受到囿限，整個人生狀態趨於平淡和保守，但是，平淡、保守卻有著另一種更深層的存在意義上的豐富與開放，而這恰是我們長期所忽略的。
也許，對於當代女性文學中長期存在的“老年缺席”現象，有人會作出這樣的辯解：女性寫作（或所有寫作）總是與寫作主體的年齡、閱曆、經驗密切相關，作家不可能超前寫出自己以後的生命情態，更多時候作家的寫作是采取一種“回望”姿勢。但是，這樣的說辭隻具有表麵的合理性。對於一個偉大作家而言，想象力的重要價值不僅僅體現在轉身“回望”中，同樣也體現在超前“預想”中，站在“當下”的作家隻有在這種向前、向後的對生命全程的審視與感悟中才能更確切地把握自己當下所處的生命位置，才能更深入地理解自我的存在意義和價值。那些文學大師們的創作實踐早已證明了這一點。海明威的《老人與海》為其贏得殊榮絕非偶然，從桑提阿哥這位80多歲的古巴老漁民身上，我們讀到的不僅僅是作者所熱愛的美利堅英雄主義，更有全人類的生命本質寓含於中。可是，我們的文學寫作為什麼就隻願圍繞“青春期”做文章呢？這裏麵恐怕涉及一個對生命的平等關愛問題：平等看待每一個個體生命，悉心關愛每一個現實中的弱者，這需要一種胸懷與境界。再往深一步講，還可能涉及一個宗教情懷問題，在一個宗教感情匱乏、生命關愛意識淡薄的作家身上，你容易看到的是對“上升”時段的生命強勢狀態的關注與趨附，而對於“沉降”時段的生命弱勢狀態，則有意無意地予以了漠視乃至放棄。為什麼我們的當代文學人物長廊中活躍著的絕大多數是少男少女、俊男靚女，或者一些功成名就之土，而老人與兒童的成功塑造卻少而又少？在不知不覺中，我們的文學將生活中最需要關懷的部分給忽略掉了。而過於關注和炫耀生命強勢的青春歲月。其實是對生命完整意義的粗暴刪減。詩人鄭敏在一次接受采訪時就提出這樣的疑問：“為什麼女性文學不能打破把女性看做青春偶像的觀念呢？為什麼不能進入一種更廣闊的境界呢？”這實在應該引起女性寫作的高度警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種“青春期”寫作內裏隱含著的，是寫作主體對生命演進自然大力的恐懼以及由此生發的脆弱心理，是對男權閱讀趣味與欣賞習慣的下意識的迎合，在某種意義上與前麵所述的“身體寫作”的致命性缺陷有著本質上的相似性。而再往大一點說，是不是還與中國乃至整個發展中國家的“現代性”夢想有關？反觀女性文學中的種種局限，似乎都和近百年來這種以西方為中心、以現代性為目標的“國家想象”有或顯或隱的內在關聯。尤其今天我們已經深陷其中難以自拔的金錢化、消費化時代疾病，對女性自主性、獨立性的確立無疑產生了極大的侵蝕作用，極端自我、過分自戀、不加節製地炫耀青春資本，無不顯示出向現代消費市場投懷送抱的主觀自願，從而與真正解放自身、實現男女平權目標的背道而馳。
當然，我們也已注意到，從20世紀初以來，一些傑出的女作家還是試圖突破創作中眷戀“青春期”的局限，她們在寫作中努力擴大對女性經驗的探索空間，並在一定程度上獲得了成功。如20世紀40年代冰心創作的《關於女人》小說係列之一《我的房東》中R小姐，張愛玲創作的《金鎖記》中曹七巧，新時期以來鐵凝的《玫瑰門》中司漪紋、《大浴女》中尹小跳，王安憶的《長恨歌》中王琦瑤、《天香》中蕙蘭，張潔《無字》中吳為，張抗抗《作女》中陶桃等成年女性或成熟女性形象的塑造。就能夠給予女性寫作以更為寬廣的啟示。但是，這些頗為成功的女性形象，若是放置在今天我們所期待的“現實的”、“普通的”、“常態的”審美視閾中來看，依然多是“劍走偏鋒”：上述女性形象中，R小姐是個60歲的卓爾不群的法國獨身主義女性，曹七巧和司漪紋同屬為現實命運扭曲了人格的病態女性，尹小跳的成長表達的是作者對理想女性的呼喚與熱望，王琦瑤的姣好容貌遮蓋不住其乖張的性格與多舛的命運，而蕙蘭、吳為、陶桃均是有超群技藝與智商的非凡女性，如此這般，均使這些成功的女性形象仍然囿於“曆史的”、“特殊的”、“異常的”文學想象陳規。未能真正直麵普遍現實意義上普通成年女性的常態生活與精神世界。何況，上述作品中的女性從年齡特征看，大都未將老年女性作為主要描寫對象，“老年缺席”現象依然未有多少改觀。因此，麵對這種普遍存在“老年缺席”的女性文學現狀，我們必須大聲疾呼，以引起文壇對這些問題應有的關注。
倒是有一個長期居住國外的女作家嚴歌苓，給我們呈現出一些新的“文學景觀”，在她的《小姨多鶴》、《第九個寡婦》、《一個女人的史詩》等長篇小說中，直接將寫作焦距對準現實生活中的普通女性、小人物，刻畫她們的內心生活，描繪她們的坎坷命運，尤其是對她們晚年的現實與精神生活予以了細致入微的關懷，體現出其跨越中西的獨特審美視界和深沉溫暖的人文情懷。這是值得我們特別關注的一種氣象。
王安憶在談其長篇小說《天香》時曾經說過一句話：“寫作不是吃青春飯的”。這句話，我認為是作家隨著年齡、閱曆的增長而在創作理念上進行的自覺提升。這句話，也恰可視為對整個中國當下文學寫作中“老年缺席”現象的一種告誡。本文以女性寫作中“老年缺席”現象為例，就是因為女性本身相對仍屬於社會弱勢群體，而其中“老年女性”更是居於弱勢底層，老齡化社會問題會在這一群體中表現得更為突出，更需要社會予以人文關懷。而整個老年群體的生活狀態與精神狀態是否能夠在文學藝術中受到應有關注與表達。無疑是文學自身良知與善意的重要體現，也是一個社會文明程度的重要標誌。我們期待著，也相信會有更多的作家能夠突破文學寫作的“青春期”情結，真正走向成熟，並塑造出由老年人充當主角的更具普遍生命涵蓋力的成功的藝術典型來。
實習編輯 劉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