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從小說主題類型看當代文學場的生態性問題(1 / 3)

從小說主題類型看當代文學場的生態性問題

創作研究

作者:鄭建軍 李盛濤

摘要:中國當代文學場分為體製文學場和網絡文學場,其生態性問題可從小說主題類型角度進行探究。在體製文學場中,“遭遇”主題成為排他性,甚至一元性的文學選擇,顯示當代文學創作陷入了一種群體性的複製與重複之中。而網絡小說在主題類型方麵對體製文學做出了生態性的突破。網絡穿越小說對傳統的“遭遇”主題既有繼承又有突破,寫出了主體的曆史能動性;在網絡玄幻小說的“成長”主題中,對不同層次生存環境的想象、主人公的神啟式成長和“靈肉共修”方式極具審美獨特性;而網絡盜墓類小說發展了“尋找”主題小說,使文本意義的傳達從指涉走向隱喻。網絡小說主題類型的豐富反諷性地折射出了當代生存環境的非生態性,並開啟了一個文學自由想象的時代,從而具有重要的文學生態性。

關鍵詞:主題類型;體製文學場;網絡文學場;生態性

自從網絡小說崛起之後,當代文學場被一分為二,即體製文學場與網絡文學場。盡管網絡小說至今未受到理論界的應有重視。但它的存在卻使體製文學場日益顯示出發展的非生態性。也就是說,相對於體製文學場而言,網絡小說發展有著自身的文學生態性。就小說主題類型而言,網絡小說的文學生態性突出體現在網絡小說對傳統體製文學創作主題單一傾向的突破上。

一 小說主題的單一性與體製文學場的非生態性

在一個時代的文學場中,通常存在著一個或幾個突出的小說主題類型。所謂主題類型,即在小說中由人物行為、情節結構、故事等因素在小說內容層麵所體現出來的意義的趨同性。它體現了作家對特定時代的生命形式、生存方式以及個體與生存環境之間關係的深入思考。因而,小說主題類型就是文學想象中的人與生存環境的一種關係式。

當前。體製文學場中的小說主題類型體現出強烈的趨同性。甚至一元性。突出體現為“遭遇”主題的盛行。所謂“遭遇”主題。就是寫主人公在當代生存環境中的悲劇性遭際。當代體製文學場的絕大多數作品可視為“遭遇”主題在不同語境中的演變:知青、右派在“文革”曆史中的遭遇(“文革”後文學);人文知識分子在世俗化語境中的精神遭遇(張煒的《能不憶蜀葵》、閻真的《滄浪之水》、賈平凹的《廢都》等);當代女性在性別意識覺醒後的情感與精神遭遇(女性主義小說);鄉土世界及其生命形式在城市化進程中的遭遇(尋根文學、農民工題材小說、留守家庭題材小說等);都市邊緣人在當代都市中的愛情遭遇(新生代小說);傳統家族在曆史大變革與社會動蕩中的遭遇(張煒的《古船》、陳忠實的《白鹿原》等);社會底層群體在當代生存環境中的遭遇(底層寫作)等等。不管是個體生命、社會群體,還是文化主體,它們在當代生存環境中都紛紛遭遇到了悲劇性的生存境況。其實,這是當代體製文學從各個角度、不同層麵對當代生存環境悲劇性特質的印證。

從“遭遇”主題的普遍性看,當代體製文學所具有的現實批判性是非常強烈的,且是內在性的。文學的現實批判性往往存在於文學與現實之間關係的對抗性之中,文學常常不甘成為現實的歌頌者與擁護者,而是扮演一種詆毀者與摧毀者形象。正如尼采所言:“文化意義上的偉大是非政治的,甚至是反政治的。”這使文學獲得了一種獨立性,表現出一種風骨和硬度。體製文學場的“遭遇”主題使小說的現實批判性並不簡單地建立在文學與現實的對抗性上,而是將人物形象在當代環境中的悲劇性遭遇作為敘事焦點來寫。這種將敘事焦點從人與環境的對抗轉換到人的悲劇性遭遇的書寫,使得當代體製文學與以往的文學(如“五四文學”)的現實批判性有很大不同。例如,“五四文學”的現實批判性在文學技巧層麵的做法是敘述者以評論的方式直接介入敘事,這使得小說的現實批判性所指明確,強烈而鮮明;而當代體製文學場小說將這種批判性指向人物的生存方式。批判所指往往從現實層麵滑向人類學的生存哲理層麵。於是,體製文學場的“遭遇”主題將一個非常具體性、語境化的社會問題轉變為一個普遍性、人類化的生存問題,從而削弱了文本的現實批判性。具有反諷意味的是,“遭遇”主題亦有強化作用。即“遭遇”主題的盛行從人類學角度揭示了當代人生存悲劇的普遍性,這種悲劇不是偶發的、語境性的,而是普遍性的、跨語境性的,正如舍勒所言:“確切地說,悲劇性係宇宙本身的一種基本要素。”但是,體製文學對於這種悲劇的揭示就不再是揭開傷疤進行療治,而更多是一種呈現和展示。當文學淪為一種展示悲劇的語言行為時,於是為了增強展示的效果,身體、性、暴力等因素在文本中的突顯就不足為奇了。

當代體製文學“遭遇”主題的盛行甚至一元性現象深刻地折射出了作家對當代文化語境的悲觀主義認識態度。當代作家對“遭遇”主題的趨之若鶩,其實是作家本人的生存體驗和對世界認識的文學性表現。就業難、就醫難、買房難等實實在在的生存難題困擾著當代中國人,使他們在現代化迅猛發展的過程中依然品味著生存的辛酸。在這種情況下,虛無縹緲的理想藍圖和宏大的政治許諾都比不上物質來得實在又親切。於是,人們對社會的認知不再盲目樂觀,而是充滿冷靜和質疑。這種對社會本質的悲觀主義認識也深層次地體現著當代哲學對於主體性的思考。正如漢娜·阿倫特悲觀地認為人並無本質可言,“沒有什麼東西能讓我們有資格確信,人像其他事物一樣,有一種本性或本質”。因而,體製文學場中“遭遇”主題的突顯也深層次地呼應著當代哲學對於主體性的悲觀認識。對於這種文學表達,重要的不是責怪認識主體,而是完善社會體製,改善生存環境,讓人們重振信心,獲得生存的幸福感受。

“遭遇”主題小說本身並沒有錯,錯就錯在它在當代體製文學場中幾乎成了一種排他性的文學選擇。其實,小說主題類型有多種,如“成長”、“尋找”、“救贖”、“征服”等主題類型。而小說主題類型在當代的單一化現象體現著小說創作的非生態性。就主題類型而言,當代文學陷入了一種群體性的複製與重複之中,盡管不乏在技巧層麵有精湛細膩的文學出現,但缺乏一種大智慧與大胸襟的文學。

二 網絡小說主題類型對體製文學場的突破

盡管網絡小說並沒有受到學界的充分認可,但它的存在使我們獲得了站在體製文學場之外審視當代體製文學發展得失的一個絕佳位置。在小說創作主題類型方麵,網絡小說相對於體製文學而言做出了生態性的突破,並使整個當代文學場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嶄新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