謀絕的第二層功夫概以一個“讓”字，即讓你的合作者甚至對手也要賺到錢。讓，是一種氣度，更是一種智慧。老祖宗教導我們和氣生財，如果總琢磨著通賺包吃，其結果很可能賠個底朝天。謹記：當你享受一個梨子時，至少要讓別人吃到一枚甜棗。
1.在利益一致中尋求合作
做生意尋求合作是難免的，要想合作不出或者少出差錯，就得先找到合作的基礎：
共同的利益。
要想由小做大，必須爭取盡可能多的人合作，而按現代經營理念：利益一致才有真誠的合作，因此，這首先要了解合作的利益問題，這包括下屬的利益與外來合作夥伴的利益。李嘉誠恰恰在這個問題上解決得很好。
李嘉誠不但重用下屬，而且很顧及他們的利益，當事業有發展的時候，會及時讓下屬分享利益。
例如，馬世民離職前，在和黃的年薪及分紅共計有1000萬港元，這個數字相當於港督彭定康年薪的4倍多。
至於馬世民的其他非經常性收入，則很難計算。
李嘉誠為了增強下屬對集團的歸屬感，往往會給他們以低價購入長實係股票的機會。
就在馬世民離職的9月中，他就用每股8.19港元的價格購入160多萬股長實股票，當日就以23.84港元的市價出手，轉手間就淨賺2500多萬港元。
商人在商言商，皆為利來。
李嘉誠懂得體恤下屬，讓下屬分享利益，從而使集團形成了更強的凝聚力。
在與合作夥伴的利益交往中，李嘉誠也很善於為他人謀利，做得仁至義盡。
有人說，一般的商家，隻能算精明。隻有李嘉誠這樣的商界翹楚，才具備經商的智慧。
在大規模的商業競爭中，李嘉誠最擅長的就是與朋友合作，既使對方有利可圖，又能在合作中壯大自己。例如，當有人問李嘉誠，經商多年，最引以為榮的是什麼事情，他說不是擊敗置地，而是“我有很多合作夥伴，合作後，仍有來往。比如投得地鐵公司那塊地皮，是因為知道地鐵公司需要現金……
你要首先想對方的利益。為什麼要和他合作？你要說服他，跟自己合作都有錢賺。”
長期以來與李嘉誠合作最多的是包玉剛、李兆基和賭王何某，在合作過程中，李嘉誠一方麵使朋友得到了實際的利益，另一方麵也逐漸在合作中占據了主導地位，成為合作中的大贏家。例如，在與船王包玉剛合作收購九龍倉時，包玉剛雖然得到了李嘉誠的幫助，而奪得了九龍倉的控製權，但由於代價太大也影響了長遠的發展，而李嘉誠卻在這次收購中兵不血刃，大賺了一把，既贏得了名聲，又得到了好處。無怪乎後來，李嘉誠後來者居上，超越了香港最富有的華商包玉剛爵士。
李嘉誠指出，現代經濟的發展已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在這個階段中，企業間的競爭關係已較過去有所不同。李嘉誠認為，同行企業間存在著競爭關係，為了取得市場競爭的勝利，或為了維護現有市場使企業生存下去，有必要與同行的其他一些企業搞互利互助的聯盟，這樣可以增加力量，有助於在市場中戰勝強大的對手。
在進入20世紀80年代之後，李嘉誠經常聯合香港及新加坡、馬來西亞的華資集團，統一向占據香港大部江山的英資集團發起商戰，這一策略的成功運用使得香港的英資集團不得不節節敗退。
既聯合又競爭，這樣的策略在國際企業中也經常運用。例如，德國20世紀初有兩家有名的汽車製造公司，一家奔馳，另一家是戴姆拉，兩家是競爭對手。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汽車製造業興起，對德國汽車製造業構成了極大的威脅。為此，這兩家前競爭對手攜手聯合，於1926年組成戴姆拉——奔馳股份有限公司，並成功地維護了德國汽車市場。
美國著名的“可口可樂”進入中國市場，采取了美國可口可樂公司與中國幾家飲料廠搞聯合，合作生產“可口可樂”飲料的方式。雙方合作是平等互利互惠的，合同期一般為10年，由美方免費提供設備和技術，中方提供勞力和廠房，中方用外彙購買美方飲料濃縮液，稀釋灌裝後在國內銷售，收入全歸中方。在中國的廣告費由雙方平均分攤。這樣，可口可樂公司在巨大的中國市場銷售了“可口可樂”濃縮液，而這幾家中國的飲料廠也因加工生產“可口可樂”飲料而獲利甚豐。
利益一致，既是一種胸懷，也是一種商業策略。誠然，在商必言利，沒有共同的利益，又怎麼會有齊心協力的合作呢？做事之前先給合作者一個利益的激勵，人家才會幹得有勁，而自己的利益也就盡在其中了。
胡雪岩做生意時特別注意這一點。比如他與龐二合作，做成了第一筆生絲“銷洋莊”的生意，並且在這筆生意的運作過程中，發現了龐二在上海絲行的檔手朱福年的“毛病”。胡雪岩不僅收服了朱福年，很好地處理了因為朱福年而在生意過程中發生的問題，並且在這些問題的處理過程中顯示出自己精明的生意眼光和為人仁厚的品性。龐二在與胡雪岩的合作中，對胡雪岩的為人，由了解而到心悅誠服，因此，他想讓胡雪岩完全加入自己的生意，幫自己全權照應上海的絲行。龐二想出的辦法是由他送胡雪岩股份，算是胡雪岩跟他合夥，這樣胡也就有了老板的身份，可以名正言順地為他管理上海的生絲生意了。
對胡雪岩來說，能夠與龐二合夥，就當時的情況而言，當然是他求之不得的大好事。但胡雪岩卻不想欠龐二的“人情賬”，他明確表示不讚成吃“幹股”這一套花樣，既然龐二同意讓他入股，他就必須拿出現銀做股本。他的實力不如龐二，可以隻占兩成，龐二拿四十萬，他拿十萬，而且還要立個合夥的合同。此外，不能僅僅自己在龐二的生意中參股，自己的生意也一定讓龐二占同樣的股份。胡雪岩的想法很明確，感情歸感情，生意歸生意，不能一概而論，攪在一起夾纏不清。因為由於照顧朋友的情分，一時做出慷慨的決定，以後也許後悔而且還有說不出的苦衷。朋友相交，如果到了這個地步，也就一定不能善始善終，而生意上的合作也不可能有好結果。
這樣處理事情，自然是高明的。從合作的角度，胡雪岩拿出這十萬現銀的股本，與龐二之間訂立了合夥的合同，雙方也就有了明確的責任和信用關係，而這一種朋友關係之外的責任信用關係，正是生意能夠長期合作的保證。
在實際中，生意夥伴之間也的確需要信用的保證，這種保證當然可以是合作夥伴之間的朋友感情，但生意場上僅有感情是不夠的，還需要有感情之外的“按規矩辦”的保證。中國有句老話叫做“親兄弟，明算賬”，說的就是這個理兒，而這句話中透出的人們由生活經驗而來的智慧，也的確是商場中應該遵循的至理名言。
2.為對方著想才能合得來，做得大
家人相處、朋友交往能做到為對方著想殊為不易，做生意能為對方著想者更是鮮見……未見得所有的經商有成者都能為合作夥伴著想，有的甚至還是靠千方百計地算計而爭利……但可以肯定的是，能夠與合作夥伴共享利益的人才能把事業做到最大。
人們在說某人因小失大時，總愛說“丟了西瓜，撿起芝麻”。的確，隻有懂得失去，才能真正獲得。如果，在所有事情上都不能吃虧，就不可能有大的發展。
曾有記者詢問李嘉誠與地鐵公司、彙豐銀行合作成功的奧秘，李嘉誠道：
“奧秘實在談不上，我想重要的是首先得顧及對方的利益，不可為自己斤斤計較。對方無利，自己也就無利。要舍得讓利使對方得利，這樣，最終會為自己帶來較大的利益。我母親從小就教育我不要占小便宜，否則就沒有朋友，我想經商的道理也該是這樣。”
胡雪岩與劉不才的合作也是靠“為對方著想”這一條才啃下這塊硬骨頭。
劉不才純粹一個嗜賭如命的花花公子，一個規模相當不錯的藥店被他輸得精光。在別人眼裏，這絕對是一個不可救藥的“敗家子”，甚至就連他的親侄女芙蓉，都認為他三叔“除掉一樣吃鴉片，沒有出息的事，都做絕了”。但胡雪岩卻看到了他的另一麵：他賭得再狠，手上幾張祖傳的秘方卻絕不當賭注押上，這說明他心裏還存著振興家業的念頭；第二，雖然吃喝嫖賭樣樣都來，但絕不抽大煙，這說明他還沒有墮落到自賤自戕、不能自拔的地步。就憑這別人不注意的兩條，胡雪岩看出劉不才“此人不但有本事，也還有誌氣，人雖爛汙，隻要不抽鴉片，就不是無藥可救”。既然還有藥可救，那麼他會玩卻正是自己用得著的地方，胡雪岩打定主意讓他充當一名特殊的“清客”角色，專門培養用來和達官闊少們打交道。
當時，劉不才最怕有人算計他的那幾張“祖傳秘方”，胡雪岩就想出個“以方參股”的方法，具體設想是：
劉不才的祖傳秘方，當然要用，可是不要求他把方子公開。將來開藥店，讓他以股東的身份在店裏坐鎮，這幾張方子上的藥，請他自己修合。“君臣佐使”是哪幾味藥，分量多少，如何炮製，隻有他自己知道，何慮秘方外泄？
隻要不是圖謀自己的秘方，劉不才自然是諸事皆好商量。
陳世龍乘機說：“我再告訴你，人家提出來的條件，合情合理。
藥歸你去合，價錢由人家來定，你抽成頭。你的藥靈，銷得好，你的成頭就多。你的藥不靈，沒人要，那就對不起，請你帶了你的寶貝方子卷鋪蓋走人。”這種處處為劉不才考慮的方案，對自己來說“穩賺不賠”的生意，劉不才自然是無話可說。就這樣，胡雪岩巧妙收服了劉不才，不僅用他的祖傳藥方開起了“胡慶餘堂”藥店。而且還在許多關鍵的場合，發揮了劉不才善賭的“絕技”，為胡雪岩做成了幾樁大生意。例如聯合絲業巨頭、闊少龐二銷洋莊、太平軍占領杭州城期間為胡雪岩照顧老母妻小，甚至就連收複杭州城光複後的生意，都是靠了劉不才的賭技。
可見，有的時候生意場上的合作看起來很難，做起來也往往不易。說到底還是於小利中斤斤計較，捅破這一層紙，什麼樣的合作都能成功。當然，為對方著想並不是不去求利，那就違背了做生意的基本出發點。正確的做法應該是該屬他人的利一定要給人家，該屬自己的利也要努力爭取，同時可以適當地為對方著想。“為對方著想”決不是不講原則地把自己的應得之利送給別人，而是在此基礎上獲得合作的成功，以尋求更大的共同利益。在這方麵，鬆下幸之助給全世界的經商者樹立了榜樣。
1951年10月，鬆下赴美。此行的目的，是尋找電子工業的合作廠商。鬆下考慮的合作對象有兩家：一家是美國的RCA公司，一家是荷蘭的飛利浦公司。與RCA公司的談判結果不盡如人意，鬆下便改道歐洲，拜訪了阿姆斯特丹市飛利浦公司總部。
飛利浦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機電、電子產品製造商之一，有著雄厚的資本和優良的技術。它在全世界擁有48家直營工廠（日本沒有），資本由它投注（或合資），技術則更是它提供的。荷蘭人口較少，隻有1000萬，資源也很缺乏。故此，飛利浦的原料要靠進口，產品的80%也必須外銷。在這樣嚴峻的不利條件下，飛利浦為什麼還能長足發展、立於不敗之地呢？這就是依靠技術！鬆下由此認識到了飛利浦技術的價值。
鬆下參觀飛利浦公司總部及工廠，發現鬆下電器在管理上並不遜色於飛利浦，但在技術上卻有天壤之別。鬆下汗顏不已，在心底不斷激勵自己：“可得迎頭趕上啊！”
鬆下依據日本市場，決定把收音機作為公司的拳頭產品。可是，真空管的技術不成熟，產量低，品質也粗劣，因此，非常有必要引進飛利浦的先進技術。鬆下在歐美考察中還發現，以半導體（晶體管等）為主要材料的電子工業方興未艾，日新月異。飛利浦又走在前列，而日本幾乎是空白。鬆下想，照這樣下去，日本非落後於世界不可。
“無論在哪裏，好的東西都貴。”和飛利浦談判時，見到對方開出的價碼，鬆下感歎地說。飛利浦的條件是：雙方共同出資，合作辦廠。該廠的首期投資要達到6.8億日元，飛利浦承擔投資的30%，並以技術指導費等來抵算，技術指導費為7%，且要先期支付保證金50萬美元。
當時，飛利浦的條件是相當苛刻的。美國公司提出的技術指導費為3%，而飛利浦則高達7%，高出4%；50萬美元折合日元為2億，這是一筆相當龐大的數目，也相當於當時鬆下家底的2/5.
支付如此巨額的資金是否值得？而且說是合資工廠，實際上均是由鬆下出資，這樣的合作有無必要？鬆下陷入了深深的矛盾和思慮之中。
鬆下麵臨的最大困擾是50萬美元的保證金和7%的技術指導費。他為此和飛利浦的代表交涉：
“先生，2億日元的保證金和7%的技術指導費是不是太貴了？”
“也許先生現在覺得很貴，但如果考慮到將來，那實在是很便宜的了。”對方說。
鬆下了解美國的情況，所以他又問：“可美國的技術指導費才3%呀！為什麼貴公司高達7%呢？”
“美國公司的情況暫且不論，”對方解釋道，“我們飛利浦公司要和閣下合作，就要保證成功。本公司在世界各地的48家直營工廠，都很成功。這種成功得來不易，僅有技術，未必就能成功的。
我們則不僅提供技術，而且要想方設法保證絕對成功。如果失敗了，你要損失2億日元，而且每月透支，事業受挫；同樣，我們也受損失，而且就規模來說，我們的損失更大，並且還有信譽上的更大的損失。
“鬆下先生，本公司除非相當可靠的夥伴，否則是不合作的。
決定和閣下合作，是因為你有30年以上的實績，你的經營觀念和方針也和本公司有頗多相似之處。我們的合作，一定能夠成功。
比起付出少一些卻不能保證成功來說，2億日元和7%是絕對劃算的。”
聽了對方的一番敘述，鬆下不能不服。確實，飛利浦在國外的48家直營工廠，沒有一家失敗，都是相當成功的。而且他們還有一個原則，即在一個國家隻設一廠，隻找一個合作夥伴，這不僅是嚴謹作風的表現，從市場的占有和利潤的角度來講，對合作者也是相當有利的。況且飛利浦的合作夥伴是再三考察而選出來的，簽約之前還要進一步仔細調查，駐廠檢查，這些都表明對方所謂“絕對成功”不是一句口號，而是有絕對的把握，和這樣的夥伴合作，經濟上多花一些，今後應當是有利可收的。
鬆下又想，自己出國考察的目的就是尋求技術合作夥伴，引進先進的電子生產技術。就此來說，飛利浦可以算是最佳拍擋。飛利浦有經過近80年培育的近3000人的科研隊伍，而且設備相當完善。這些成就，遠非鬆下可以相比的。如果能夠合作，鬆下就可以僅花2億日元就能充分利用這支科技隊伍，而且差不多等於是自家擁有，這不是相當劃算嗎？花這麼一點錢，把世界一流的飛利浦公司雇來做事，實在是一筆有利可圖的生意。想到這些，鬆下坦然了許多，他心甘情願地接受2億日元保證金的條件。
但鬆下並不願意接受對方的所有條件，對於7%，鬆下還是有些不平。為此，他又找到對方談判：“我已經願意支付2億日元保證金。不過，希望將技術指導費降至4.5%。誠如先生所說，合作者的好壞關係到合作的成功與否，而且成功也有多少之分，有的人會有十成的成功，有的人隻能有五成的成功。和我們鬆下電器合作，肯定能十成地成功。和支付7%而隻能成功五成的人相比，雖然飛利浦隻從我們公司拿走了4.5%，但實際所得遠遠超過前者。我希望你們能夠考慮這種差距。我們鬆下電器和貴公司合作，一定能夠取得100%的成功，我們的30年的成績標示了這一點。所以，我請閣下把技術指導費降到4.5%。”
麵對鬆下的遊說，大概對方覺得鬆下所說有理，居然破例地答應了。然而，鬆下並不就此罷休，他又提出了新的條件。鬆下覺得：飛利浦的技術指導可以值4.5%，那我鬆下電器的經營管理難道就不值錢了？對鬆下的經營管理，既然你們承認它的優越，承認它的意義，承認它的價值，當然也就應該為此付出代價。因此，他決定向飛利浦指出經營指導費的問題，希望對方也比照技術指導費的精神和原則，支付經營指導費。
為了能與飛利浦談妥，鬆下特選堪當重任的高橋荒太郎飛赴歐洲，去和對方談判。
高橋荒太郎開門見山地提出問題：
“貴公司對我們鬆下電器調查的結果表明，我公司經營得法，極具潛力，就像貴公司的實力雄厚一樣。相信貴公司和我公司的合作，會取得更大的成功。因此，我認為，飛利浦的技術和鬆下的經營都是有價值的。我建議在鬆下電器給付飛利浦4.5%的技術指導費的同時，飛利浦也應支付鬆下電器一定的經營指導費，我們隻拿3%。
“股份公司由兩家合作創辦，技術上接受貴公司指導，然而經營上由鬆下電器負責。技術再先進，如果經營不善，技術也無用武之地。如今，經營已成為高度專業的技術，甚至能左右企業的命運。因此，技術有價，經營同樣有價。我們公司的經營有口皆碑，評價極高，而且我們對銷售信心百倍，所以，我們有權向貴公司索取經營指導費。”
高橋石破天驚，飛利浦公司大為震驚。作為世界最著名的電器製造公司，別說是戰敗國日本的公司，就連與飛利浦有合作關係的歐洲公司，也沒有一家膽敢持有這麼強硬的態度。
鬆下是一個敢吃螃蟹的人，他常常破天荒提出對方聞所未聞、難於接受的“非分”要求。但事實上又並非“非分”要求，最終對雙方有利。
鬆下事先已估計到談判進程所發生的事，在高橋啟程前，便與高橋擬好一封信：
人常說日本人性急，歐洲人慢條斯理，在兩家公司合作交涉的原方案擬定之前，雙方領導人已多次交往，做了最大努力。因而，為了一個問題的分歧而中止談判，未免顯得不夠誠心誠意，如此一來，雙方付出的努力不是化為泡影了嗎？
我們承認飛利浦公司的技術先進，因此願意支付技術指導費，這樣，以後雙方就應該是平等的關係。所以，我們提出請貴公司支付經營指導費，貴公司理應接受。
果真，飛利浦公司見高橋提出“經營指導費”的要求，準備中止談判。但研讀了這份態度誠懇而又不失強硬的信後，又回到談判桌上，並最終達成協議。
3.舍小才能取大
小與大這一對最簡單的矛盾裏，包含著最複雜的辯證法。有的人視小為大，有的人視大為小，而小與大之間又常可以互相轉化。悟得小大之中的真味，也就能在商圈裏立地成佛了。
李嘉誠曾說過：“有時你看似是一件很吃虧的事，往往會變成非常有利的事。”可見，“吃虧是福”是李嘉誠待人處事的原則之一。
李嘉誠莊嚴宣告：“我的金錢，我賺的每一毛錢都可以公開，就是說，不是不明不白賺來的錢。”
在香港這個魚龍混雜的競爭社會，巧取豪奪而致富的人肯定不會少。因此，金錢的多寡並非衡量一個人價值的惟一標準。
能像李嘉誠這樣完完全全清清白白賺錢的，在商界中堪為楷模。
李嘉誠創造了一個神話，他的不凡業績將載入中國和世界華人經濟發展史冊。
1996年2月6日，“長實”集團宣布集資53億港元，這被輿論界看成為超人又有新行動的信號。李嘉誠的神話並未劃上句號，他在內地數百億投資，大都是長線項目。進入全麵回報期，超人還渴望一飛衝天。
同時，香港回歸後，李嘉誠及他的旗下公司，更為香港的繁榮穩定發揮更大的作用。
在這以前，李嘉誠在董事袍金工作報酬上的做法，早已成為香港商界、輿論界的美談。
李嘉誠出任10餘家公司的董事長或董事。但他把所有的袍金都歸入長實公司賬上，自己全年隻拿5000港元。
這5000港元，還不及公司一名清潔工在80年代初的年薪。
以80年代中的水平，像長實係這樣盈利狀況甚佳的大公司主席袍金，一間公司就該有數百萬港元。進入90年代，便遞增到1000萬港元上下。
李嘉誠20多年維持不變，隻拿5000港元，按現在的水平，李嘉誠萬分之一都沒拿到。李嘉誠的經商天才在這裏表露無遺。
李嘉誠其實是小利不取，大利不放。甚至可以說是以小利為誘餌釣大魚。李嘉誠每年放棄上千萬元袍金，卻獲得公司眾股東的一致好感。愛屋及烏，自然也信任長實係股票。甚至李嘉誠購入其他公司股票，投資者莫不步其後塵，紛紛購入。
李嘉誠是大股東，長實係股票被抬高，長實係股值大增，得大利的當然是李嘉誠。
就這樣，李嘉誠每欲想辦大事，總會很容易得到股東大會的通過。
對李嘉誠這樣的超級富豪來說，袍金算不得大數。大數是他所持股份所得的股息的價值。
1994年4月至1995年4月的年度，李嘉誠所持長實、生啤、新工股份，所得年息就共計有12.4億港元——尚未計算他的非經常性收入，以及海外股票的價值。
有人說，一般的商家，隻能算精明。惟李嘉誠一類的商界超人，才具備經商的智慧。舍小取大，李嘉誠又是其中最聰明的人，俗話說，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一些人目光隻會停留在眼前利益，做生意不舍一分一厘，隻求自己獨吞利益。恰好是一時賺得小利，而失去了長遠之大利。可謂是撿了芝麻丟了西瓜。李嘉誠卻正好相反，他舍棄了小利，而贏得了大利。
小利不舍，大利不來。這是定則。
人們在年輕時追逐金錢，而到老了卻又被金錢所左右，這樣的情況已比比皆是。但李嘉誠卻認為，與金錢相比，人格魅力是金錢所買不來的，這是一筆更大的財富。李嘉誠已經年過70，對於這個年紀的人，賺錢已非最重要的事，名譽受損反而更不可忍受。但卻頻頻有政客針對他搞事，令他感到委屈。
李嘉誠憤而為自己辯解說：“是我的錢，一塊錢掉在地上我都會去撿。不是我的，一千萬塊錢送到我家門口我都不會要。”“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事實上，真是如此，李嘉誠遨遊商海半輩子，對原則問題說一不二，哪怕大把銀子堆在眼前，不動心就是不動心，這大概是李嘉誠王國多年不敗的一個法寶。
例如，在香港商界，潮籍人以勤奮、精明而著稱。也有人說潮州人“孤寒”（吝嗇、小器）。1995年12月1日，國際潮團聯誼會在港開幕，儀式完畢後，李嘉誠立即被記者包圍住，有記者提到“潮州人孤寒與否”的問題。
李嘉誠說：“潮州人隻是刻苦，而非孤寒。”他強調：“我絕對不孤寒，尤其對公司、社會貢獻方麵和‘作為中國人應做的事’上，絕不會吝嗇金錢。”
李嘉誠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他曾兼國際城市的主席，該公司為他開200萬元袍金，李嘉誠全部入長實賬號。因此，李嘉誠的董事袍金上的做法，成為香港商界輿論界的美談。
不久以前，李嘉誠在巴拿馬國投資，擁有集裝箱碼頭、飛機場、旅館、高爾夫球場以及大片土地，成為當地最大的海外投資商，巴拿馬政府為表感謝，拿出很多商人求之不得、一定可以賺大錢的賭場牌照，作為酬謝人的禮物，麵對送上門的錢財，李嘉誠卻婉言謝絕，他說：我對自己有個約束，並非所有賺錢的生意都做的。
巴拿馬總理找到李嘉誠，說：“一大堆商人追著要這個牌照，我們都沒有給，你這麼大的投資，我一定要給你，你有三家旅館，隨便你放在哪一家都可以。”盛情難卻之下，李嘉誠做出妥協，決定不接受賭場牌照，但是在旅館外麵另外建獨立的房子，給第三者經營，並且由第三者直接跟政府洽談條件，李嘉誠的公司隻賺取租金，李嘉誠說：“旅館的客人要去那兒，我不管，但是我的旅館裏，絕對不開設賭場。”用現代的生意眼光來看，這件事情當然會有各種不同的解讀方法。但李嘉誠卻說：“這是我的原則，原則必須堅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