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天河科技園的資金投入來源逐步擴展。早在1987年10 月，廣州市就成立了廣州科技信托投資公司，在最初營運的4年內，融通和籌措資金5 077萬元，總資產達5 065萬元，投資項目191項，其中對58項技術含量較高、社會和經濟效益較好、開發期較長的科技項目給予投資和貸款，占投資總額的 55.4%，對科技企業的發展和科技投資環境的改善起到了積極的作用。1992年 6月，廣州市在全國率先成立了第一個科技進步基金會——廣州市科技進步基金會。10 年來，共籌集捐贈基金1億多元（其中港幣7 455萬元，人民幣2 597萬元），累計投入增值資金6 500萬元支持廣州市科技工作，在科技獎勵、人才培訓、科普宣傳、支持科技開發項目等方麵發揮了積極的作用。1992 年8 月廣州成立了第一家創業投資公司——廣東省科技風險投資公司，1994 年廣東發展銀行、廣東省科委所屬機構與境外 IDG（國際數據集團）技術創業投資基金聯合設立了我國第一個中外合資創業投資公司——廣州太平洋技術創業有限公司並開展了相關的業務活動。1999 年 1月，由廣州市政府出資成立廣州科技風險投資有限公司，有投資創業資金8億元。目前，廣州地區有8家規模較大的專業性創業投資公司，共有創業資本約20億元人民幣，其中5家為政府出資的創業投資公司；另外還有從事創業投資業務的各類機構約20 家，包括部分上市公司為主體的風險投資機構。同時，境外創業資本也積極地進入廣州，如著名的風險投資機構 IDG一直把廣州作為主要的投資活動地區，有花旗銀行背景的美國梧桐投資基金和有新加坡大華銀行背景的創業投資基金相繼與廣州科技風險投資公司合作成立了中外合資創業投資基金，還有 INTEL CAPITAL、花旗銀行、祥峰集團、啟峰集團等外資投資機構。至 2002年，廣州地區有近百家中小型科技企業獲得風險投資資金，總額約8億元人民幣，其中廣州科技風險投資公司累計對高新技術領域的電子信息、軟件、生物技術、新材料等行業52家企業投資約3.83億元，並累計為十幾家中小型高科技企業提供融資擔保2.2億元左右，帶動了其他資本共1.5億元參與創業投資，有效地擴大了廣州地區科技型企業的資金投入。同時該公司還積極參股廣州銀達擔保服務有限公司，並與銀行建立起密切的聯係，從而為中小型高科技企業帶來銀行貸款 7 200 萬元。2002年12月，廣州市科技局與建設銀行廣東分行簽訂了合作協議，3年內建行廣東分行將安排150 億元支持廣州高新技術企業發展，並允許將知識產權作為質押的信貸擔保，在銀行科技貸款擔保方式上取得了突破。但從總體看，資金仍然是目前廣州科技產業發展和科技企業壯大的重要製約因素，科技企業獲得發展資金的機會、數量和渠道仍然較少。其原因包括：一是民營科技企業規模小，固定資產少，獲得銀行貸款困難。二是科技風險投資規模小，而且許多風險資金成為“保險資金”，對創業期企業和種子期項目投入少，真正的風險投資機製尚不完善。三是國內為科技企業融資提供服務的二板市場還未建立，科技企業上市融資困難。
（2）知識流。矽穀的創新主體主要包括企業、科研機構、大學、政府、風險投資機構、金融機構和中介機構。其中，企業是創新的出發點和歸宿，是技術創新的實施主體；大學和研發機構是人才和技術的提供主體；政府是政策支撐主體，也是創業孵化的主體，一般通過創業中心等孵化器來實現對科技企業的培育；金融機構是創新基金提供主體；中介機構是企業、大學與研發機構信息溝通及中介服務主體。各創新主體相互作用，知識在區域的個體行為組織中流動，通過創新體係形成互動效應。在七大類的創新主體中，每一類的地位和作用不同，美國矽穀作為一個產業發達的高科技產業區，其創新體係的形成主要是由於市場機製使然，是借助斯坦福大學的研發壯大起來的，並不是由政府發動的。同時，風險投資的介入，以及矽穀創新文化的形成，使該區域迅猛發展，成為美國經濟強有力的助推器。
企業間的技術合作是矽穀中最重要的知識流動。矽穀中企業間的技術戰略聯盟和技術合作越來越多，企業進行技術合作能夠獲得技術資源，取得規模經濟效益，通過人才和技術的互補發揮協同作用。同樣非常重要的是企業間的非正式的聯係和接觸，包括用戶與生產者之間的聯係，競爭者的角色（既是創新的來源又是創新的刺激者），知識（包括隱形知識）在這些接觸和聯係中轉移、流動。企業間的知識交流則有三個途徑：①技術人員的跳槽，矽穀人員的流動帶動了企業間技術的流動；②企業人員間的非正式交流，矽穀有許多氣氛輕鬆的酒吧、俱樂部，例如馬車輪、Chez Yvonne、Rickey s、圓屋（Round-house）等，人們在閑聊中獲取關於顧客、市場和技術最新情況；③由行業協會、商會等組織的論壇等正式交流。
政府通過宏觀的調控健全有利於創新的製度和政策體係，建設各種知識基礎設施、促進市場發育，包括與創新直接相關的技術標準、風險管理製度、知識產權製度、激勵製度、評價體係、科技谘詢和服務體係，以及不直接相關的金融製度、政府補貼製度、分配製度等，還包括與市場機製相關的合同、人事、雇傭等製度。政府根據建立區域創新係統的思路，健全製度框架和政策體係，防止製度缺口導致的創新係統失靈，並通過製度的建立，促進市場發育，使各種相關的政策相互協調，為企業知識流動創造良好的政策環境。企業與大學和科研院所之間以共同開發、共建研發機構等產學研手段共同支持大學、科研院所等研究機構的研究與開發、形成產業群的形式，從互補的人力和技術資源中獲得協同作用，促進企業之間以及企業與大學、科研院所之間的知識流動。企業通過科技中介的管理谘詢服務、法律政策谘詢服務、會計審計服務、人才交流服務、技術評估、技術交易等專業化服務可以快速掌握最新的科研、管理、政策等知識和發展動態，使自己可以集中精力於自己的核心業務有助於自身的發展壯大。企業、大學和科研機構與各種風險投資以及金融機構的合作可以使自己了解各種金融動態和風險投資動態的專業知識和信息，使各種新的科研成果和成熟技術及時獲得金融支持並轉化為經濟效益。
合作研究促進了企業競爭力和技能的提高，對企業的創新能力有積極的影響，諸如網絡能力和獲得適用技術的能力，此外，企業間非正式的接觸和聯係是知識流動的關鍵。在矽穀，高技術公司和研究機構聚集在一起形成正式和非正式的技術網絡，矽穀地區的斯坦福大學和加州大學是矽穀知識流動的核心。斯坦福大學和工業界密切結合已成為一個把知識轉化為生產力的典範，因此，人們把斯坦福大學稱為“矽穀的搖籃”，由斯坦福大學的教授和學生創辦的高技術公司成百上千，創造了矽穀65%的產值和超過25萬個工作機會。斯坦福大學實施了許多鼓勵科技人員創立科技產業的政策，包括：
允許教師和研究人員每周有一天到公司兼職，從事開發和經營活動。
允許他們有1～2 年的時間脫離崗位，到矽穀創辦科技公司或到公司兼職，學校保留其職位。
教師在學校獲得的科技成果，由發明者本人負責向公司轉移的，學校與其簽署許可合同，從中獲得的知識產權收益，學校提取10%～15%。
代學生申請專利（代付申請費，專利所得學校、係、發明者各得1/3）。
學校的應用性成果在一年之後仍未向企業轉移的，發明者可自主向企業轉移，學校一般不再收取回報。
在128公路集群，企業間的信息相對封鎖，知識的流動受到限製。各自獨立的大公司開發產品的周期長、耗資大，因此特別注意保密，極為重視技術成果的所有權。它們不僅拒絕采用他人的技術，而且對客戶和供應商也盡量保密。大公司不僅製定嚴密的反泄密措施，而且也不可能容忍技術人員跳槽，帶走關鍵的技術、信息。各個公司之間的封閉保守，阻斷了信息流通的渠道，對於需要密切跟蹤最新技術動態和市場行情的高技術企業來說，這種不取不予、畫地為牢的做法必然導致反應遲鈍、應變緩慢。正是由於這些局限的存在，128公路地區的巨型企業既不善於也不願意率先進行技術突破。
新竹科學園的許多技術團隊主要是來自矽穀的華裔工程師所組成，帶來先進技術與管理經驗，形成了創新的觀念和風氣，建立起創新的製度和環境。新竹的高技術公司非常重視創新，創新既是策略，也是文化，更是命脈。此外，矽穀和新竹之間建立了密切的、開放的聯係通道，源源不斷地輸入先進國家的知識和信息，同時，也不斷提升自身的創新能力。當然，由於受中國台灣基礎研究能力較弱等因素的限製，在 IC等的基礎研發上的新知識新技術也明顯地不足，無法在核心技術和關鍵技術取得突破，還無法與矽穀的創新成效相比。
再以日本築波科學城的情況作對比，築波的科學研究機構相對封閉，各自為政，不關心與工業界的聯係，不追求其成果的產業化與商業化。築波科學城教育和研究機構從人事、經費、項目、課題等方麵，都受到各自上級主管部門的垂直領導和管理，國立教育研究機構與民間研究機構和產業界之間缺乏橫向聯係與合作。體製的僵化使築波在新技術開發與轉讓、產學研合作等方麵困難重重，直接造成了目前築波缺乏活力、效益低下的局麵。由於信息不靈，被遷出東京的工作人員都認為自己被拋到了野外，科學城的許多研究人員至今仍視這個城市為遠離人類社會的孤島。
廣州天河科技園通過各種學術交流活動促進知識和信息的交流。近10年來，廣州市在不斷完善科技企業發展環境的同時，在科技信息交流、學術研討等方麵開展了大量的工作。結合每一時期科技發展的熱點問題，聘請海內外的專家學者，通過各種形式的學術報告會，給企業家、政府各級管理部門介紹技術發展新動向、技術管理的經驗、國家科技發展戰略等方麵的情況。一些專家學者對產業發展前沿的一些觀點傳遞給社會各界，形成了較濃厚的重視科技的風氣。特別是每年一屆的科技活動周和中國留學人員科技交流會期間，學術交流活動更加密集。一是政府為主組織的交流活動，邀請一些政府和國際機構的專家，同從事科技管理工作的政府各級官員進行科技發展前沿動態、科技管理戰略等方麵的信息交流。二是大學和研究院所舉辦的交流活動。例如，2002年中山大學共舉辦國際學術會議7場，主辦學術報告會100多場；華南理工大學也舉辦了“第二屆製漿造紙新技術國際研討會”等活動，廣州電器科學研究院舉行“中美材料環境腐蝕與老化學術研討會”等。三是企業和協會舉辦的學術交流活動，如富通激光技術公司舉辦的沙龍活動。但是，廣州天河科技園的知識交流還有不足之處，一是企業之間的合作關係不夠密切，信息和知識的內部交流較少；二是產學研結合不緊密，對新知識新技術的吸收消化能力較弱；三是與矽穀等發達地區的暢通的知識交流渠道和機製還沒有形成。
（3）物質流。矽穀作為世界最成功的高新技術產業集群，每時每刻都有大量的產品輸往世界各地，同時從各地輸入大量的設備、原料、燃料、資料、函件等物資。完善的物資配送能力是使矽穀物資快速流動並獲取競爭優勢的重要保障。矽穀的物流是由采購物流、生產物流、銷售物流、回收物流等組成，是一個集信息流、資金流、實物流、人才流為一體的供應鏈。
近年來，矽穀企業為了減低物流成本，主要采取兩種戰略：
一種是將配送中心轉移到亞洲等低成本地區。例如國民半導體公司（National Semic onductor），它擁有6 家芯片加工廠，分布在矽穀、英國和以色列。公司須把芯片用船運到7 個裝配廠（大多分布在東南亞），然後又將產品供應給大批量買主如 IBM、東芝、康柏、福特、西門子等，這些買主均具有自己的遍布全球的生產網絡。芯片從裝配廠發貨到客戶手中具有2 000條不同的線路。國民半導體公司認為“大多數周轉的貨物都會對收入或利潤產生不利的作用。”所以設計了一個十分簡單而有效的物流係統，將公司所有的產品運到亞洲的配送中心，在那裏分類並運送到客戶手中。結果使產品的運送時間大幅減少，並使物流成本從銷售收入的2.6%降到1.9%（徐勇謀，1996）。
另一種是將物流業務外包給第三方物流服務供應商。例如思科（Cisc o）公司宣布讓聯邦快遞公司（FedEx）管理其整個物流網絡，其目的是完全取消思科在亞洲的倉庫，代之以這兩家公司共同創立的“飛行倉庫”，最終，由FedEx直接投遞零部件給用戶做最終的組裝。
128公路地區具有便利的海、陸、空交通：波士頓 17 世紀就已成為美洲最大的港口之一。1983年，貨物吞吐量達1 680萬噸。洛根國際機場位於東波士頓的一個半島上，南臨波士頓港，有公路、隧道、橋梁與市區相連，其客運量居世界第 15位。馬州交通局還利用這些有利條件發展海、陸、空聯運業務，以最有效的方式使運輸快捷。這些條件有力地促進本州高新技術集群的發展。但在體製方麵，128公路的大公司為了保持獨立性並降低成本，總是要將從生產設備、零部件供應，到成品設計製造、銷售服務等一係列環節盡可能全部組織到企業內部，形成一種全封閉的運作體係。在以自給自足大公司為主體的 128 公路地區，零配件、生產設備供給很不充分，小公司在尋找外界合作時難度大，導致集群的物質流不通暢。
新竹市距台灣最大的都市台北市70公裏，距台中港和基隆港兩大國際港口約90 公裏，至台灣最大的國際機場桃園中正國際機場 55 公裏，南北電氣化鐵路和中山高速公路貫通其間，海陸空交通便利。新竹科學園區有關部門不斷簡化通關手續，實施全年無休進出口貨物通關服務，提高了物流的速度和效率，使島內高新技術產品能迅速地向其他地區輻射和轉移。
廣州已形成了以機場、港口、鐵路為龍頭，以高、快速路和城市快速交通為骨幹的現代化交通運輸網絡。是華南地區的物流中心、信息中心、商業中心。廣州港的貨物吞吐量居世界港口前 10位；廣州白雲機場旅客吞吐量居中國首位。亞洲最大的廣州國際會議展覽中心已投入使用。天河科技園區周邊擁有8 個年銷售額超過 100億元的大型電腦市場，是國內最大的信息產品集散地之一，對園區企業的物流提供了有利條件。
小結：高新技術企業集群的開放性體現在社會經濟環境、社會文化環境、社會法製環境以及創新服務體係等方麵，而且企業集群與環境存在資金、知識、物質的交換。
上一章討論了高新技術企業集群自組織的開放性條件以及外界的輸入，但這還隻是集群自組織發展及產生耗散結構的基礎性條件。因為開放使集群係統可能從外界引入負熵流，也可能輸入正熵流；而且即使是輸入負熵流，若負熵流不夠大，也不能出現耗散結構。自組織理論指出，非平衡是有序之源。故此，研究集群自組織還需進一步討論集群的穩定態問題。如果開放的集群處在平衡態和近平衡態（線性區），其係統演化的總趨向是趨於無序，隻有到達遠離平衡態的區域（非線性區）才能出現耗散結構。換言之，高新技術企業集群自組織的另一必要條件是必須驅動集群係統越出非平衡線性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