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52章 第二十九計德威並重(2 / 2)

治國不能不講法,諸葛亮治亂國用重刑,糾正了劉璋治蜀時的混亂狀態,使“軍民安靖”。但其可貴之處在於:法嚴而民無怨,民畏而愛之。我們知道法治的主旨是為了教育人,使人人遵守法紀,保證國泰民安,在這方麵,諸葛亮的法治收到了最佳的效果,之所以能如此,正如上麵所述,是因諸葛亮能正確處理情與法的關係,德威並重,做到寓情於法,使情法交融,這是運用法律治國的最高超的藝術,是實行法治最佳之法。

大德治世

有人說丞相諸葛亮是個吝惜赦免寬大的人。對此諸葛亮回答道:“治理天下要依靠大的德行,而不能靠小的恩惠。所以匡衡(漢元帝時任丞相)和吳漢(東漢光武帝時任大司馬)都不願意做赦免寬大的事。先帝(劉備)也說過:‘我曾在陳元方、鄭康成之間周旋,每每看到他們的書啟文告,對於治亂的道理談得十分詳盡,卻從不曾涉及赦免寬大。如像劉景升父子那樣,年年都在赦免寬大,對於治理國家又有什麼益處呢?’”等到費禕執掌蜀國政事,開始實行姑息寬大的政策。蜀國也就因此而削弱了。

子產對子太叔說:“隻有有德的人,才能以寬宥製服老百姓。其次不如嚴厲些。烈火熊熊,老百姓看見它就感到害怕,因而很少有因玩火而死的;而水看起來十分柔弱,老百姓就輕視它,常在水中玩耍,因此死在水裏的人很多。所以寬宥是很難的事。”太叔執政時,不忍心嚴厲而寬大無邊,因此鄭國盜賊極多。太叔對此十分後悔。

孔子說:“政策過於寬大老百姓就會簡慢無禮,老百姓簡慢無禮就用嚴厲的刑法來糾正,刑法一嚴厲老百姓就受到傷害,老百姓遭到傷害又對他們實行寬宥政策。用寬宥來補充嚴厲,用嚴厲來補充寬宥,政治因此而和諧。”商鞅看見有人把灰掉在路上,也要處以嚴刑,這過於殘酷了;梁武帝看見有人被處以死刑,就淚流滿麵,並將他放了,這又太寬大無邊了。《論語》主張“赦小過”(赦免小的過失),《春秋》斥責“肆大眚”(放縱有罪的人),將二者結合起來,就得到領導藝術的和諧了。

讓懶人負責考勤

一位小職員,上班遲到,下班提前開溜。主任多次誠心誠意跟他談,但他散漫到底,就是遲到早退,吊兒郎當。批評罰獎金,他全認了,真拿他沒辦法。最後主任讓他當班組長,負責班組工作,當然還有班組考勤。起初他不肯幹,別人一聽說讓他當組長也哈哈大笑,以為主任是在開玩笑,但主任堅持這麼做,小職員也就幹了。真是意想不到,他不僅負責好了班組日常工作,自己再也不遲到早退,而且幹得比別的班組長還出色。這是通過恩威並重,讓沒有責任心的人重新恢複自尊心和自信心的好點子。

古人曾有用盜賊當警察的先例,就很好地證明了恩威並重的奧妙。

扶溝縣有條蔡河,流出縣境。沿河岸有些不法刁民,不從事生產,專門幹攔河搶劫船上人錢物的勾當,每年必有十幾隻船被燒毀,以顯示他們的威風。宋神宗時,程顥作扶溝知縣,剛剛上任時,就捕捉到其中的一個,讓他交代出他的同夥,一共逮捕了數十人。

程顥不再追究他們過去的罪惡,讓他們分開居住,以拉船為生,並且監督那些在河上作惡的人,從此後,縣境內再也沒有發生過燒船的事。

讓搶船的人以拉船為生,使他們將心比心,推己及人,深悟到過去作惡的錯誤,改邪歸正,天下太平。這就是太程先生之所以成為真正道學家的原因。

韋爾奇的棒子和胡蘿卜

《美國商業周刊》專文介紹奇異公司執行總裁傑克.韋爾奇,文中引用密歇根大學管理學:一位教授的話:“20世紀有兩個偉大的企業領導人,一個是‘通用’的斯隆,另一個則是韋爾奇。但倆人比起來,韋爾奇又略勝一籌。因為韋爾奇為新世紀的經理人樹立了一個榜樣。”

韋爾奇重視底線和結果是有名的。當年他新官上任三把火,公開宣稱,凡是不能在市場維持前兩名的實業,都會麵臨被賣或被裁撤的命運。很多員工抱怨韋爾奇的要求太嚴。無論在生產上打破多少紀錄,韋爾奇總嫌不夠。員工就像檸檬,被韋爾奇把汁都擠幹了。

很多年前,有一位奇異的中層主管在韋爾奇麵前第一次主持簡報,由於太緊張,兩腿發起抖來。這位經理也坦白地告訴韋爾奇:“我太太跟我說,如果這次簡報砸了鍋,你就不要回來算了。”在回程的飛機上,韋爾奇叫人送一瓶最高級的香檳和一打紅玫瑰給這位經理的太太。韋爾奇的便條寫道:“你先生的簡報非常成功,我們非常抱歉害得他在最近幾星期忙得一塌糊塗。”任何一個好的領導人,都應該懂得用“棒子和胡蘿卜”原理去獲得一個好的結果。在這方麵,韋爾奇是其中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