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國不能不講法，諸葛亮治亂國用重刑，糾正了劉璋治蜀時的混亂狀態，使“軍民安靖”。但其可貴之處在於：法嚴而民無怨，民畏而愛之。我們知道法治的主旨是為了教育人，使人人遵守法紀，保證國泰民安，在這方麵，諸葛亮的法治收到了最佳的效果，之所以能如此，正如上麵所述，是因諸葛亮能正確處理情與法的關係，德威並重，做到寓情於法，使情法交融，這是運用法律治國的最高超的藝術，是實行法治最佳之法。
大德治世
有人說丞相諸葛亮是個吝惜赦免寬大的人。對此諸葛亮回答道：“治理天下要依靠大的德行，而不能靠小的恩惠。所以匡衡（漢元帝時任丞相）和吳漢（東漢光武帝時任大司馬）都不願意做赦免寬大的事。先帝（劉備）也說過：‘我曾在陳元方、鄭康成之間周旋，每每看到他們的書啟文告，對於治亂的道理談得十分詳盡，卻從不曾涉及赦免寬大。如像劉景升父子那樣，年年都在赦免寬大，對於治理國家又有什麼益處呢？’”等到費禕執掌蜀國政事，開始實行姑息寬大的政策。蜀國也就因此而削弱了。
子產對子太叔說：“隻有有德的人，才能以寬宥製服老百姓。其次不如嚴厲些。烈火熊熊，老百姓看見它就感到害怕，因而很少有因玩火而死的；而水看起來十分柔弱，老百姓就輕視它，常在水中玩耍，因此死在水裏的人很多。所以寬宥是很難的事。”太叔執政時，不忍心嚴厲而寬大無邊，因此鄭國盜賊極多。太叔對此十分後悔。
孔子說：“政策過於寬大老百姓就會簡慢無禮，老百姓簡慢無禮就用嚴厲的刑法來糾正，刑法一嚴厲老百姓就受到傷害，老百姓遭到傷害又對他們實行寬宥政策。用寬宥來補充嚴厲，用嚴厲來補充寬宥，政治因此而和諧。”商鞅看見有人把灰掉在路上，也要處以嚴刑，這過於殘酷了；梁武帝看見有人被處以死刑，就淚流滿麵，並將他放了，這又太寬大無邊了。《論語》主張“赦小過”（赦免小的過失），《春秋》斥責“肆大眚”（放縱有罪的人），將二者結合起來，就得到領導藝術的和諧了。
讓懶人負責考勤
一位小職員，上班遲到，下班提前開溜。主任多次誠心誠意跟他談，但他散漫到底，就是遲到早退，吊兒郎當。批評罰獎金，他全認了，真拿他沒辦法。最後主任讓他當班組長，負責班組工作，當然還有班組考勤。起初他不肯幹，別人一聽說讓他當組長也哈哈大笑，以為主任是在開玩笑，但主任堅持這麼做，小職員也就幹了。真是意想不到，他不僅負責好了班組日常工作，自己再也不遲到早退，而且幹得比別的班組長還出色。這是通過恩威並重，讓沒有責任心的人重新恢複自尊心和自信心的好點子。
古人曾有用盜賊當警察的先例，就很好地證明了恩威並重的奧妙。
扶溝縣有條蔡河，流出縣境。沿河岸有些不法刁民，不從事生產，專門幹攔河搶劫船上人錢物的勾當，每年必有十幾隻船被燒毀，以顯示他們的威風。宋神宗時，程顥作扶溝知縣，剛剛上任時，就捕捉到其中的一個，讓他交代出他的同夥，一共逮捕了數十人。
程顥不再追究他們過去的罪惡，讓他們分開居住，以拉船為生，並且監督那些在河上作惡的人，從此後，縣境內再也沒有發生過燒船的事。
讓搶船的人以拉船為生，使他們將心比心，推己及人，深悟到過去作惡的錯誤，改邪歸正，天下太平。這就是太程先生之所以成為真正道學家的原因。
韋爾奇的棒子和胡蘿卜
《美國商業周刊》專文介紹奇異公司執行總裁傑克.韋爾奇，文中引用密歇根大學管理學：一位教授的話：“20世紀有兩個偉大的企業領導人，一個是‘通用’的斯隆，另一個則是韋爾奇。但倆人比起來，韋爾奇又略勝一籌。因為韋爾奇為新世紀的經理人樹立了一個榜樣。”
韋爾奇重視底線和結果是有名的。當年他新官上任三把火，公開宣稱，凡是不能在市場維持前兩名的實業，都會麵臨被賣或被裁撤的命運。很多員工抱怨韋爾奇的要求太嚴。無論在生產上打破多少紀錄，韋爾奇總嫌不夠。員工就像檸檬，被韋爾奇把汁都擠幹了。
很多年前，有一位奇異的中層主管在韋爾奇麵前第一次主持簡報，由於太緊張，兩腿發起抖來。這位經理也坦白地告訴韋爾奇：“我太太跟我說，如果這次簡報砸了鍋，你就不要回來算了。”在回程的飛機上，韋爾奇叫人送一瓶最高級的香檳和一打紅玫瑰給這位經理的太太。韋爾奇的便條寫道：“你先生的簡報非常成功，我們非常抱歉害得他在最近幾星期忙得一塌糊塗。”任何一個好的領導人，都應該懂得用“棒子和胡蘿卜”原理去獲得一個好的結果。在這方麵，韋爾奇是其中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