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會就不同，起先根本不讓你做官，實際縱使封建貴族，也沒有所謂官。於是社會上聰明才智之人都去經營工商業，待他們自己有了力量，才結合著爭政權。這就形成了今天的西方社會。中國很早就獎勵讀書人，所謂學而優則仕，聰明人都讀書，讀了書就想做官去，所以使中國政治表現出一種臃腫的毛病。好像一個人身上無用的脂肪太多了，變肥胖了，這不是件好事。但這現象，直到今天，還是扭轉不過來。
皇室的權，總是逐步升；政府的權，
總是逐步降
長治久安，是人人希望的，可是在這種情形下的知識分子，至多也隻能維持上三代。起先是一個勤耕苦讀的人問世，以至飛黃騰達，而他的下一代，很快就變成紈絝子弟了。於是有另一個家庭裏勤耕苦讀的人物，再昂起頭來。
我們隻看宋明兩代的宰相，多數是貧寒出身，平地拔起的。然而天下太平，皇帝可以兩三百年世係著，做宰相的人，前十年還在窮鄉茅簷下讀書，但皇帝已是有著七八世九十世的傳統了。相形之下，皇帝的地位和尊嚴，自然一天天提高。皇室的權，總是逐步升；政府的權，總是逐步降。
這也是中國傳統政治上的大毛病。雖說此後這一毛病可以沒有了，但讀曆史的仍該知道這回事，才能對中國以往政治有一種比較合理的認識。
製度愈繁密，人才愈束縛
中國的政治製度，相沿日久，一天天地繁密化。一個製度出了毛病，再定一個製度來防製它，於是有些卻變成了病上加病。製度愈繁密，人才愈束縛。這—趨勢，卻使中國政治有後不如前之感。由曆史事實平心客觀地看，中國政治，實在一向是偏重於法治的，即製度化的；而西方近代政治，則比較偏重在人治事實。何以呢？因為他們一切政製，均決定於選舉，選舉出來的多數黨，就可決定一切了。法製隨多數意見而決定、而變動，故說它重人、重事實。我們的傳統政治，往往一個製度經曆幾百年老不變，這當然隻說是法治，是製度化。
法治之下，人才就受束縛了。所以明末的黃梨洲要慨然說：“有治人，無治法。”這因一向製度太繁密，故使他太不看重法，太看重人，而要提出此主張。
但尚法並非即算是專製，而中國曆史上平地拔出的人愈後愈多，而自由展布之才，卻愈後愈少了。此後的我們，如果不能把這種傳統積習束縛人的繁文瑣法解放開，政治亦就很難有表現。剛才我們講，中國社會上想從政做官的人太多了，但又再加上這些法令製度的繁密，來重重束縛他，這就是中國政治沒有起色的根源。
拿不出一個為全國人民共尊共信的
東西來
今天我們的政治，已經走上一新路，似乎以前曆史上的往事，可以一切不問了。其實這觀念還是錯誤的。傳統政治的積弊，雖是曆史，同時也還是現實。外貌變了，實質仍未變，如何能不仔細研究呢？正如我們誤認了以往政治傳統一切該打倒，而且也真的一切被打倒了。同時我們對一切傳統和習慣，也失去了共尊共信心。幾千年的皇帝打倒了，政治變了新花樣，但無論如何，不得不先求國家之統一。要求統一，便要中央集權。但中央威信如何能建立，這就成為辛亥以來政治上一個大問題。我們若拿不出一個為全國人民共尊共信的東西來，這工作自會感覺到困難。而且建立中央，同時又須顧及地方，這不是更困難了嗎？
上麵我們說過，中國社會早已是一個平等的社會，所以在這個社會裏的一切力量都平鋪散漫，很難得運用。因其是平鋪的，散漫的，因此也無組織，不凝固。然而我們麵對著同一事實，卻往往講兩樣的話。一方麵說我們是封建社會，一方麵又說我們是一盤散沙。不知既是封建，就不會像散沙。既說是一盤散沙，就證明其非封建。但我們的將來，要是不走上西方資本主義的路，那麼我們又如何來運用我們將來的新政，使社會再有一個新的共尊共信之點而向此中心再度凝結呢？這又是今天政治上極重要的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