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宏昌是“包幹到戶”的發起人，他和另外17名村民冒著生命危險，摸索出了一條農村步入市場經濟的康莊大道，被國家領導人所采納，而且在之後數十年的市場經濟實踐中，一直作為一項基本國策。毫不誇張地說，嚴宏昌等人對曆史進程的影響力，遠遠超過了家喻戶曉的“商聖”胡雪岩，更超過了曾赫一時的江春、鮑漱芳、程霖生之流。然而，嚴宏昌這個名字，在閃耀一時之後，很快變得暗淡、低調，以致逐漸被大多數人淡忘。
嚴宏昌雖然隻有初中學曆，但他的商業眼光，在改革開放前夕，乃至之後的十幾年裏，無疑是非常超前的。
早在1973年前後，他就意識到了“大鍋飯”的弊端，甚至是“大家一起餓肚子”的根源。他開始外出闖蕩，從修鐵路抬土方開始，拉起了一支建築隊伍，沿著鐵路修建住房和橋梁。隻有初中學曆的他，率先通過打工，讓自家的經濟條件明顯好轉，並被廣大村民視為能人，推舉為村長。
嚴宏昌等人“包幹到戶”的第一年，就嚐到了甜頭。1979年，小崗村糧食總產13.3萬斤，相當於“文化大革命”期間年均產量的4倍。此外，嚴宏昌在自家承包的田地裏種花生，一年內油料總產量3.5萬斤，相當於之前全村20年產量的總和。那一年，小崗村總計交售糧食6.5萬斤，這是該村自合作化以後，第一次向國家交售餘糧。而交售給國家的2萬斤油料，超過任務80倍。這一年，小崗村歸還貸款800元，這是第一次歸還國家貸款。交足國家的，留夠集體的，這18家“包幹到戶”的先行者，人均收入已然達到了400元，是1978年的18倍。
已經解決溫飽問題的嚴宏昌，下一個目標就是帶領小崗村從單一的農業，步入農、工、商的多元化協調發展，從更為廣闊的市場中尋求利潤。
嚴宏昌沒有像大多數農民那樣小富則安，他把掙來的錢，大部分都用來擴大生產。直到1989年秋後，他才蓋起了瓦房，因為一些領導來到小崗村視察，驚詫地發現這位“小崗村首富”，居然簡樸到了讓人難以置信的程度，對自家的吃穿和住房都馬馬虎虎，把所有的資金，都想方設法用於擴大生產和投資工商業項目，讓全村的父老鄉親共同受益。
為了在村裏修路，嚴宏昌率先拆掉了弟弟嚴富昌（就是“十八個紅手印”中的“嚴付昌”）家裏的豬圈，為此兄弟二人幾乎失和。這期間，嚴富昌的孩子結婚，嚴宏昌送上了2000元份錢，但嚴宏昌之子嚴餘山結婚時，嚴富昌故意隻給了100元。連嚴宏昌的堂兄嚴俊昌（也是“十八個紅手印”的參與者），也時常對這位思想太過超前的弟弟難以理解，甚至與他發生激烈的爭執。
1984年，嚴宏昌看到了中央“發展商品生產”的“一號文件”，頓時喜出望外。他決定在村裏興辦工廠，讓小崗村走上以工商業致富的道路。但首先反對他的，就是堂哥嚴俊昌。嚴俊昌說：“作為農民，錢隻能從地裏找，不要異想天開！”兄弟二人甚至在媒體記者麵前展開激烈的辯論，幾乎讓嚴宏昌下不來台。他長歎道：“沒文化就是不行啊！思想太守舊，是沒有出路的，應該走出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