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名叫汪鏜的商人，臨終前麵對守候在病榻前的幾個兒子，叨念著：“我們家族過去是曆代相傳的耕讀之家，為父習儒未成，無奈之下棄儒從賈。將來，為我們家族光大門楣的重任，就全靠你們了！”汪鏜臨終前念念不忘的遺誌，被記錄在家族的宗譜上，代代相傳。
清朝初期，一個名叫洪庭梅的婺源人，販賣木材經商致富，仍然慨歎自己命運不濟。他說：“現在雖然幾乎錢多得想做什麼都可以，但終究是個庸碌卑微的商販，真是自慚形穢啊！”
另一個名叫汪才生的鹽商，盡管經商衣食不愁，仍敦促他的幾個兒子發奮讀書。他對幾個兒子說：“千萬別效仿你爹這沒出息的‘賈豎子’！”一個商人竟在兒子麵前，自貶為“賈豎子”，足見他尊儒賤商的思想是何等強烈，對兒孫科舉題名以光宗耀祖的期許，是何等執著。
康熙年間，休寧人汪淳已經商十年，稍得薄利足以安身，便潛心研習八股，終於中第，被朝廷授予中書舍人之職。另一位商人子弟程晉芳，一邊販賣食鹽，一邊博覽儒書，備考科舉，但在考場上屢試不中。一直考到年近半百，他才如願以償，考上了進士。那一刻，程晉芳老淚橫流，狂喜過望。著名才子袁枚為他題詩道：“束發便苦吟，白頭方許入詞林。”
據統計，明朝的徽州，湧現出392名進士和298名舉人。明朝總計276年（1368—1644年），每三年一次科舉考試，以此推算，群山封鎖下的徽州，平均每個開科之年，都有7～8人榜上有名。在清朝，僅歙縣一地，就有近千名舉人，其中5人中了狀元，4人官至大學士，28人官至尚書或侍郎。這個數字，是非常驚人的。
徽商普遍具有“重儒輕賈”的情結，在其背後，是對封建官僚體製的極度崇拜。這無疑具有腐朽的一麵，也是最終導致徽商衰敗的重要原因。但平心而論，這是封建社會的必然產物，很難簡單地評判對與錯。
近代德國學者馬克斯·韋伯認為，一個人的社會地位，綜合取決於財富、權力與聲望。但在官本位的明清時期，這三類因素並不是平行的，“獨尊儒術”的封建統治權力是皇朝的根基，而一個人的聲望，在很大程度上依附於皇權下的儒學。此外，中國任何封建王朝都不具備西方自古羅馬以來的民法製度，商業資本如果不依附於社會聲望乃至官府的權力，就無疑會被邊緣化，甚至會“樹大招風”、“木秀於林，風必摧之”。此中的殘餘，在21世紀的今天，必須進行批判；但回顧百餘年前的徽商曆史，不妨多一些同情和理解。
此外，反觀以廣州為中心的潮商，雖位於朝廷欽準的通商口岸，占盡天時地利，但潮商整體缺乏儒學底蘊，在明清五百餘年來，其影響範圍大抵隻限於南洋沿海，難以同徽商並論，直到近代以後，方得大放異彩。至於晉商，雖大多“重商輕學”，但晉商的幾個大家族之所以能“彙通天下”，依然離不開清末朝廷的支持。“大清朝，改中華”之後，晉商與徽商相繼風雨飄零，無論“重儒”還是“重商”，至此殊途同歸。
儒道與商道，是徽商合二為一的兩個側麵。“進而為儒，退而為賈”，不僅造就了一代代“賈而好儒”、仁義為先的徽商巨富，也造就了很多彪炳史冊的鴻儒與名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