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魯克的這種描述是那麼生動，以致於每一個讀到這裏的人們都會將之類比於改革開放後的中國。的確，我們看到了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改革動機的多重性以及因之而帶來的製度設計，似乎使我們已經離“企業家經濟”漸行漸遠。如香港經濟學家張五常所觀察到的，“20多年來中國的改革，簡言之，是從等級特權轉向以資產界定權利那方麵去。這是困難程度極高的改革，而不管怎樣批評，中國的經驗是史無先例的成功效果。”今後，我們需要觀察的是，等級特權是否在已經界定清楚的資產競爭中依然發酵，或者說，某種身份的資產是否擁有優先獲得資源和發展機會的特權。
壟斷的大量存在是國家之恥。世界百年商業文明的曆程證明，一個現代商業國家的演進過程，就是國有資本日漸自我瓦解的過程。在當今中國，無論是國營企業還是民營公司，都在實行著一係列美國化的公司改造，不出意料的話，到2010年之前，中國將出現亞洲地區最具美國公司特征的公司群體。而在另一方麵，與美國自由經濟製度並不相同的理念仍然深刻地影響著中國經濟的成長。在公司治理結構上逐漸完成了改造的國有公司以前所未有的強悍姿態重新掌控了經濟發展的節奏，這中間的矛盾衝突將以何種方式爆發及化解，實在是一個很讓人好奇的課題。
2007年5月，已經78歲的吳敬璉出版《呼喚法治的市場經濟》，在序言中，他充滿憂患地寫道，“中國的改革並不是一路凱歌，經濟改革所采取的從非國有部門入手、由易而難的策略，一方麵減少了改革的阻力，增加了改革的助力，另一方麵又使以雙軌製為特征的尋租環境得以廣泛存在，以權謀私的腐敗行為得以四處蔓延”他進而說，“改革的兩種前途嚴峻地擺在我們的麵前，一條是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場經濟道路，一條是權貴資本主義的道路，在這兩條道路的交戰中，後者的來勢咄咄逼人。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這種潮流對於我們民族前途和未來的威脅。
在我看來，克服這種危險的唯一途徑，在於朝野上下共同努力，切實推進改革，建設公正法治的市場經濟……經濟和政治改革的遲滯，造成了兩方麵的嚴重後果，第一，中國經濟繼續沿著依靠資本和其他資源投入驅動的粗放增長方式一路狂奔，引發了一係列社會和經濟問題，第二，設租和尋租活動，以及隨之而來的貪汙腐敗、貧富差別擴大和社會失範愈演愈烈，這些，都引起社會各界人士的強烈不滿。”這位當代史上最具人文氣質和道德勇氣的經濟學家寫道，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講，我們這裏的季節，既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我們前途無量，同時也感到希望渺茫”，“我們一起奔向天堂，我們全又走向另一個方向。”
從1991年前後，吳敬璉率先提出“製度大於技術”，到2003年楊小凱警告“後發劣勢”，再到2007年吳敬璉、江平等人對法治市場經濟的再度呼喚，在三十年中國改革的後半程，中國的學者一直保持著對製度滯後的警惕與批判。如何建設一個健康、和諧、公平的商業國家，這將是2008年之後中國商業變革的最大命題，我們已經找到迷宮的出口了嗎？
印度聖雄甘地有一句名言：“如果要改變世界，先要改變我自己。”這對成長中的中國人來說，也許有特別的意義。
從宏觀經濟和企業發展角度來看，2008年奧運會是展示國力和刺激內需的一個絕好機會，國民消費的信心和衝動將得到極大的提升，而在之後的兩年裏，中國還將迎來建國60周年的大慶、以及2010年的上海世界博覽會，這是一條充滿了無盡想象空間的繁華路徑。現在還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它可能被打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