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王麗娜指出，“精神失常是女性文學中一個常見的主題，‘瘋女人’的塑造是對嚴酷現實的憤怒控訴。女作家通過塑造叛逆的‘瘋女人’形象來抗拒父權製文化施加於她身上的壓抑。”【8】瑪麗從一個充滿幻想、憧憬未來的單純女人，變成一個人性被扭曲、心靈被摧殘的“鐵皮屋中的瘋女人”。在別人眼裏，瑪麗精神失常了，然而，她的瘋癲是對父權社會的默默反抗，也反映了她處於萌芽狀態的女性意識。“瑪麗死亡的命運，更是對父權製規定的生活的拒絕。死亡成為她自我實現的行為，是對現有空間的無聲控訴。死亡意味著新生，意味著覺醒。”【8】
瑪麗從小生活在貧苦的家庭，父母感情不和，爭吵不休，使她年幼的心靈對家庭、婚姻、性愛產生了恐懼心理。她走出學校後，找到一份穩定、收入頗豐的工作，終於擺脫了家庭的束縛，每天在聚會、交友、看電影、玩樂中生活。直到了30歲，瑪麗從別人異樣的眼光和惡毒的玩笑中意識到自己必須盡快找一個丈夫。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對女孩子們，婚姻是結合於社會的唯一手段，如果沒有人想娶她們，從社會角度來看，她們簡直就成了廢品。”【9】與迪克相遇後，瑪麗就急於選擇了婚姻，希望跟他過全新的生活。然而迪克懦弱無能，做事思路狹窄，半途而廢，農場經營上屢屢失敗，最後農場被斯萊特侵吞。他娶了瑪麗後，卻不能給她半點幸福，家裏一貧如洗，舉債連連，連天花板都不許裝，還以生活拮據為由剝奪瑪麗想做母親的權力。
此外，瑪麗自身是一個痛苦的矛盾體。她一方麵想擺脫家庭，追求個性與自由，一方麵又迫於男權社會的壓力結婚；她渴望改變生活，卻寄希望於丈夫；她渴求摩西的關愛，卻又對這種關係感到厭惡和不齒。在她的人生經曆中，“心靈與肉體、感情與欲望、理性與本能等內外因素的衝突對立終使她喪失了生命主體的昂奮……”【10】同時，因生活在殖民社會中，瑪麗從小被灌輸了殖民價值觀，對黑人懷有敵對和仇視心理，這種狹隘的殖民思想妨礙了她對婚姻、自由、人生等問題做出正確思考，變成任由環境和命運擺布的可憐蟲。
在現實的一次次打擊後，瑪麗對未來失去希望，一步步走向崩潰的邊緣。這時，黑人摩西卻以救世主的形象出現在瑪麗灰暗的生活中，喚醒了她對愛情和生活的渴望。雖然在肉體和感情上需要摩西，瑪麗卻沒有忘記他們之間的種族差異，時常擺出女主人的架子，對摩西呼來喝去，這加劇了她的痛苦，以致精神陷入混亂，每晚被噩夢糾纏。然而，這種不正常的關係注定無法長久，也難逃種族社會的道德監視，這也導致了瑪麗的最終毀滅。被英國青年人托尼發現了他們的“關係”後，瑪麗惱羞成怒，無情地趕走摩西，也點燃了摩西的複仇之火。
瑪麗的精神世界徹底崩潰了。她知道摩西會來報仇，知道死亡在無聲地等待著她，而等待死亡的過程增強了她必死的意識，也影響了她對生命的控製。正如歐內斯特·貝克爾指出的：“死亡是人最大的特殊憂慮。”【11】死亡最根本的象征含義莫過於令人害怕的毀滅力量。其實，瑪麗的人生悲劇早就注定了，她總寄希望於別人，總向環境妥協，卻沒能認識自己的生存意義，她的死亡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