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民經濟稍稍有點複蘇的時候，國家開始規劃第三個五年計劃（1963~1967），一個“吃穿用計劃”被提了出來。
當時，消費品市場的短缺已經非常嚴重。從1957年到1963年，全國人口主要生活資料的年均消費量持續大幅下降，其中糧食由406斤減至329斤，食用植物油由4.8斤減至2.2斤，豬肉由10.2斤減至4.4斤，棉布由19.5尺減至10.6尺。商店裏的日用品少得可憐，連生活必需的鍋碗瓢盆都常常斷貨。
根據當時的規劃，“三五”計劃要改變執行了十多年的重工業優先戰略，重點要解決“吃穿用”，吃的方麵是糧食，穿的是紡織品，用的是桌椅板凳、鍋碗瓢盆和暖水瓶等日用工業品。歸納起來，吃穿用第一，基礎工業第二，國防第三。
這個計劃如果被執行，中國的計劃經濟體製及格局將可能發生十分微妙的變化。然而，就當“吃穿用計劃”正在擬定之時，受國際局勢影響，決策層的思路突然發生了180度的大轉彎，中國的工業經濟布局再次進行戰略性的大調整，而它的前提是——“要時刻準備打仗”。
進入1964年夏季之後，烏雲密布的亞洲局勢讓中央領導人憂心忡忡，夜不能寐。鄧小平回憶說：“60年代，在整個中蘇、中蒙邊界上蘇聯加強軍事設施，導彈不斷增加，相當於蘇聯全部導彈的三分之一，軍隊不斷增加，包括派軍隊到蒙古，總數達到100萬人。對中國的威脅從何而來？很自然地，中國得出了結論。”美國向越南發兵之後，在中國的南方陡然增加了戰爭的風險。當時的判斷是，“戰爭不可避免，要立足於大打、早打、打核戰爭”。據毛澤東的分析：我國東北重工業和軍事工業基地，全部在蘇聯可攜帶核彈頭的中短程導彈和戰略轟炸機的打擊範圍之內，北京、上海以及沿海所有的工業城市則處在美軍和台灣航空兵力打擊範圍之內。因此，必須把工業布局進行戰略性調整。另據軍委總參謀部提交的一份報告分析，在全國14個百萬人口以上的大城市，集中了約60%的大型民用機械工業和52%的國防工業，極易遭到集中式攻擊。
經濟戰略的轉折調整點，發生在1964年5月。這個月中旬，國家計委提出《第三個五年計劃的初步設想》，其核心內容有三條：“第一，大力發展農業，基本上解決人民的吃穿用問題；第二，適當加強國防建設，努力突破尖端技術；第三，與上述兩項相適應，加強基礎工業，提高產品質量，增加產品品種和產量。”這個設想得到了中央工作會議的認可。
可是，到月底，中共中央召開會議，作出了三線建設的重大戰略決策，其基本方針為：“國防建設第一，加速三線建設，逐步改變工業布局。”毛澤東說：“隻要帝國主義存在，就有戰爭的危險，我們不是帝國主義的參謀長，不曉得它什麼時候要打仗。”因此，他提出要加強戰備，實施工業轉移。為了表達建設的迫切性和決心，他說：“三線建設搞不好，我睡不著覺。建設三線，沒有路，騎毛驢去，經費不足，拿我的稿費去。”
自此，“吃穿用計劃”被全麵擱置，一個全國備戰的大運動開始了。
三線建設，就是把沿海一些重要的工業企業向西部和西北地區搬遷。一線，主要是指沿海和沿邊地區。三線，就是長城以南、韶關以北，京廣鐵路以西、甘肅烏鞘嶺以東的廣闊內地，涉及13個內陸省份。介乎兩者之間的地帶就是二線。根據規劃，三線建設的目標，是要采取多快好省的方法，在縱深地區，即在西南和西北地區（包括湘西、鄂西、豫西）建立一個比較完整的後方工業體係，並且分三步實施：第一步是用三年或者更多一點時間，把重慶地區，包括從綦江到鄂西的長江上遊地區，以重鋼為原料基地，建設成能夠製造常規武器和某些重要機械設備的基地；第二步是建設西北；第三步是攀枝花鋼鐵基地建設。同時，把重慶基地、攀枝花基地和成昆鐵路的建設，作為三線建設在四川的建設重點，這就是所謂的“兩基一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