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說明一點的是，浙商就是依恃較早投資於近代企業和金融業才步步上升，後來居上的。誰能想到，當時那一小步，直到今天還發揮著巨大的影響。
五百多年前曾經緊緊抓住長城大發財的晉商，曾經以彌天大勇北進俄羅斯市場大獲全勝的晉商，曾經“彙通天下”操天下金融牛耳的晉商，曾經長期與徽商爭霸並稱為兩雄的晉商，他們所創建的票號曾是山西商人一個偉大的奇跡，它不僅以奪目的光芒掩蓋了晉商走向末路的沉重步履，而且把封建經濟下的金融業推到了曆史的巔峰。從某種意義來看，或者我們可以說，正是票號這種令後人稱道的金融業的巨大成功捆住了晉商走向近代的步伐。
那些曾經縱橫天下的東家、大掌櫃們躲在宏大精致的大宅院裏孤芳自賞，他們看著源源而進的銀子引以為榮，視娘子關外日新月異的變化如無物。對外邊世界發生的激烈變革他們知之甚少，並不感覺奇痛異癢。因為他們的視線已被悠久傳統和大宅院的高牆擋住了。還有那些一言九鼎的總經理坐鎮在平祁太小縣城的大宅院裏，縱貫山西東境的太行山脈阻擋了他們的視線向北京、上海、廣州那些通商大衢伸展。
目光的短淺必然帶來實踐的錯誤，更易錯失發展良機。可想而知，因思想閉塞、目光短淺而少跨了一小步的山西票商就這樣無可奈何地退出了中國金融的中心舞台。
恰好應驗了一句俗話：“一著走錯，滿盤皆輸。”山西票號因為少邁了一步，就導致了平太祁這個金融帝國在一夜之間忽然崩潰。
也許後來財大氣粗的蘇浙商人們應該感謝當年那些自戀於深宅大院，不屑於投資近代銀行業的山西票號商人沒有他們的“慷慨”，否則的話，就極有可能沒有江浙財團後日的輝煌。
晉商在票號問題上固步自封，錯失良機，是值得惋惜的。當時，晉商經營的鹽、茶葉及糧食、皮貨等傳統商業，都已衰敗了。這樣，再也未開發出什麼新的商業領域和項目，隻好在無奈的等待中歎息。但從尚存生機的票號，改組新式銀行一次次放棄機遇來看，其中原因恐怕不止在外更在內吧！
作為雄霸商場達五百年之久的晉商，為什麼在近代曾幾次組建銀行都未成功，在新世紀來臨之際，卻風光難再，頹勢已成；而後起的江浙商人此時正雄姿勃發、叱吒商場，獨占全國金融鼇頭？
有人或許還會進一步問：為什麼中國曆史上的晉商、徽商會隨著封建製度頹敗與資本主義萌芽的誕生而衰落，而江浙商人卻能伴隨中國現代化萌芽的誕生而興起，跟隨市場經濟時代的到來而振興？
凡事有後果必有前因。晉商的整體衰敗，可以尋找出一千種客觀的原因來，但最根本的，還是自身存在著致命的缺陷。
首先，這不僅僅是一個商幫興衰的問題，而是一個經商理念差別的問題。
追根溯源，晉商的文化基礎是封建文化。與之相適應，晉商始終信奉的是：“以末起之，以本守之”的傳統重本抑末原則。它表現在商業利潤的轉化上，就是“土財主”式的。比如他們購土地、修大院、買官銜、建祠廟、抽鴉片、唱大戲，或者放高利貸，而真正用在商業資本投資尤其是新興產業的投資上的，是極其有限的。
而新式的近代商業經濟，不可能在純粹小農的汪洋大海中產生和存在。沒有整個地域的商品經濟的發達，就不會滋養出真正的商業精神和文化。
其次，與浙商相比，晉商的底蘊不厚。就像淺水池難養大魚群一樣，山西地域上的“土瘠民貧”，使整體商品經濟很落後，巨商大賈隻是少數，小農經濟占主導地位的現狀長期存在。
最根本的因素是，晉商的思維和靈魂始終在黃土地上打轉，始終難以超越黃土地。當近代隆隆的機器聲，終於在古老的東方龍的故鄉開始轟鳴的時候，老牛破車式的節奏和思維當然也就無可挽回地要被淘汰。
明朝中後期，當商業與農業及手工業完全分離，資本經營比商品經營更有意義時，晉商自身的缺憾和落伍就全部凸現出來了。世上的事都在變化，猶如天氣之變。而曾經創造燦爛業績的中國封建經濟由於不能適應近代世界的變化，決定了它必然走向沒落的終點！
從這點上說，晉商與其說是時代拋棄了他們，不如說是他們自己拋棄了自己。
晉商的缺憾，正是江浙商人的長處。需要說明一點的是，廣泛意義上的浙商包括江蘇、浙江一帶的商人。下麵統稱為“浙商”。
自古以來，浙商就有著深厚的文化底蘊，“東南財賦地，江浙人文藪。”尤其是浙江，自古有“千山千水千秀才”之美稱，以經濟發達、文化昌盛聞名天下。江浙一帶滋養商人及商業文化的土壤極為豐厚，這可以追溯到宋代的永嘉事功學派，明代的王陽明心學，再到清代浙東實學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