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印歐語世界觀卻恰恰相反，強調時間，重動而不重靜。在對最能反映印歐語早期特點的梵語的研究中，語言學家認為梵語隻有名詞和述詞，且它們的關係是名出於述，語言的編碼體係自發的形成一種和動詞相配的名詞，名詞動詞兩大詞類分別承擔了“主—謂”結構中主語和謂語的功能。
正是因為兩種語言世界觀的根本差異導致了其語言結構向兩極分化，漢語重語義，印歐語重形態變化。語言結構的不同就導致了概念形成途徑的不同，漢語寓於暗示，言簡義豐，因此擅長以“直覺的概念”為出發點，呈現比喻例證的兩點論的特點，而印歐語嚴密而明確，擅長以“假設的概念”為出發點，用演繹推理的方法呈現亞裏士多德三點論的特點。正因為思維方式的基礎就是概念的形成途徑，所以漢語社團形成了直覺性思維方式，印歐語社團形成了推理性思維方式。
語言是可以觀察的，思維方式卻是觀察不到的，而內隱的思維方式可以通過外顯的語言體現出來，多義字字義的引申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漢語“心”的意義由“心髒”通過由此及彼的隱喻例證衍生出“思想、觀念、感情的通稱；心所在的部位，泛指胸部；中央、中心；木的尖刺，花蕊”等引申義。而英語中的“heart”同樣從“心髒”出發，演繹推理衍生出“內心、衷心、心靈、心腸；熱心、熱情；某事物的中心，核心部分、要點、實質；心形物；心愛的人；正合某人的心意”等引申義。可見，出發點相同，產生聯想的途徑卻是異多於同。
不同語言形成了不同的思維方式，所以語言與思維方式之間就好比一把鑰匙開一把鎖的關係。現用A、B分別表示兩種不同語言，用a、b分別表示與A、B兩種語言相匹配的思維方式。筆者認為，如果一個成年人他的第一語言是A，由此形成的思維方式便是a，那麼他的語言與思維方式的配對關係就是A-a，這時當他學習第二語言B時，他的思維方式並不變化，仍然是a，此時的配對關係則是B-a，顯然B-a是不配套的，這便是為什麼成年人學習第二語言存在一定困難。這也從另一個角度印證了Selinker在中介語理論中提出的，95%成年二語習得者依靠“潛在的心理結構”學習第二語言，因此永遠不可能達到以該語言為母語的人的水平，而隻有少數5%的學習者可以通過激活“潛在的語言結構”來獲得地道的第二語言，這種“潛在的語言結構”或許就是B-b的配對關係。從某種程度上來說，認識語言與思維的關係對第二語言學習也具有指導意義。
參考文獻：
1、 徐通鏘.語言學是什麼[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2、葉蜚聲 徐通鏘.語言學綱要[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3、 伍鐵平.語言與思維關係新探[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