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書坑儒”為曆代統治者開辟了一個極為惡劣殘忍的先例，從此以後，幾乎所有皇帝以及與皇帝類似的掌握知識分子生殺予奪大權的人，都用“坑儒”的辦法解決文化問題，直至今天。在我們述說曆史的時候，除了看到前台的秦始皇之外，的確應當看到高級知識分子李斯的罪惡身影。
然而，就李斯的命運來說，事情起了變化。
公元前二一〇年七月，出巡的秦始皇在沙丘平台（今河北廣宗）突患重病，臨終前讓宦官趙高修書給遠在陝北榆林的長子扶蘇，令其速回鹹陽辦理喪事，主持政務。信未發出，秦始皇就死了。丞相李斯密不發喪，日夜兼程向京城鹹陽進發。
知道皇帝已死和遺詔內容的隻有李斯和宦官趙高等幾個人，趙高策動李斯修改遺詔，發動“沙丘之變”，立胡亥為帝，賜扶蘇和大將蒙恬死。丞相李斯像所有知識分子一樣，陷入到極度思想矛盾之中：“我本是上蔡的一個普通百姓，皇上提拔我做丞相，封我為通侯，子孫也都獲得高官厚祿，臨終前又把國家的安危存亡托付給我，我怎麼好辜負他的重托呢？”但是，李斯同樣像所有知識分子一樣，最終遵從了現實利益選擇，參與到了這場令人發指的政治陰謀之中。李斯深知此舉的風險，深深感覺到道德感的重壓，他仰天長歎，流著淚羞愧交加地說：“哎呀，生當亂世，既然不能去死，也就隻好這樣了。”賜死扶蘇和大將蒙恬的偽詔到達榆林，扶蘇接詔，含淚自殺，蒙恬疑慮詔書真偽，拒絕自殺，被投入監獄，但是後來仍舊與其弟蒙毅一起被殺。
李斯鋌而走險，仍舊處於事件的核心位置。
然而，他的路就要走到頭了。
公元前二〇九年七月，也就是發生這一切過後整一年，陳勝吳廣起義爆發。胡亥想的不是如何挽救危機，而是要李斯向他傳授“常享天下而無害”的秘訣。李斯揣摩二世心理，精心炮製了一篇上書，基本要點是，為了捍衛君主的尊貴，即使犧牲千百萬人的生命也在所不惜；君主要厲行“督察之術”，在刑罰之下臣民“糾過不及”，終日在惶惶不安、驚恐疑懼中打發日子，自然也就不會造反了。李斯認為，最合格的臣民是在嚴刑峻法下戰栗不已的百順百依的奴才。李斯的這套統治術與他的同學、著名法家韓非提倡的如出一轍。
在李斯向胡亥獻忠的時候，宦官趙高認為李斯是他走向專權的最後障礙，意欲除掉李斯。於是，趙高誣告李斯父子暗通農民起義軍，遊說胡亥把李斯關入監獄。在獄中，李斯遭受酷刑，最後不得不承認謀反，墜入了趙高設計的陷阱，從而斷送了他的一生。
秦二世三年（公元前二〇七年）冬，李斯父子被腰斬於鹹陽街頭。
臨刑前，這位白發蒼蒼、為秦王朝服務四十年的老翁對他的兒子說：“我想跟你一起，再次牽著黃狗，出上蔡東門追捕野兔，還可能嗎？”
父子相對失聲痛哭。
這悲愴的一幕被永久定格在了曆史的畫麵上。
麵對這個畫麵，我們這些後人無言以對，真的，我們真的不知道該說什麼。埋怨知識分子不恪守良知失節敗德？遺憾韓非和李斯在險惡的政治戰場上愚拙蠢笨？還是譴責皇帝不仁不義凶暴殘忍，指陳宦官小人指鹿為馬卑鄙無恥？
曆史是一團爛麻，有時候，不管你怎樣努力，也沒有辦法抽取出一條有意味的線索。如果我們僅僅把韓非和李斯作為知識分子看待，我們能夠從這條線索發現一些進行言說的感慨嗎？不能，我們同樣不能。
我們能夠做的，也僅僅是一聲歎息：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