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真快，一九七八年距今已經三十餘年了，換一句話說，一九七八年出生的人，現在已經三十多歲了，或者再換一句話說，一九七三年後出生的人很少有人能夠對那個年代發生的事情留下什麼記憶了。
一九七八年，終於擺脫“文化大革命”噩夢的中國引進了由日本導演佐藤純彌執導的電影《追捕》（一九七六年），在這部電影中，有兩個著名演員得到當時的中國人尤其是年輕人的狂熱喜愛，這就是飾演檢察官杜丘的高倉健和飾演真由美的中野良子。
《追捕》的故事是這樣的：東京檢察官杜丘為人正直，有一天突然被誣告犯有強奸罪，杜丘一麵逃避警察的追捕，一麵獨自偵察，在山中巧遇遭熊襲擊的牧場主的女兒真由美，兩人產生愛情，杜丘在真由美的幫助下突破各種險阻，終於查明誣告人橫路的下落，為了追捕橫路，杜丘裝病冒險進入精神病院。原來杜丘對警方判定某國會議員自殺一案持保留態度，真凶製藥公司經理長崗買通橫路誣告杜丘，以除後患，案情終於大白，長崗被擊斃。
這樣的故事，在今天欣賞過很多歐美大片的中國觀眾心目中遠不能說精彩，但是，就是這樣一部影片，當時在中國竟然引得萬人空巷，有人據說接連看了二十多場。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這就要說到當時的曆史背景。
到了一九七八年，可憐的十幾億中國人已經接連看了十幾年樣板戲，接連看了十幾年僅有的幾部強烈宣傳意識形態的電影——所謂意識形態電影，就是把人性掩藏到階級性後麵，或者幹脆取消人性，醜化人性，極盡所能地使人物成為某種政治概念的符號，對活生生的人做一種脫離人性和人的真情實感的圖解。這方麵除了八個樣板戲之外，還有諸如《地道戰》《*戰》《青鬆嶺》《創業》《火紅的年代》等等一大批讓人甚至連片名也回憶不起來的電影。在這些電影作品裏麵，人的本質表現為“曆史主義”的概念解說，即人的全部存在都服務於某種崇高目標，人的個性、人的情感以及人的獨特心靈，被完全消解在了這個目標之中。嚴格一點兒講，這樣的電影中的人已經不是本真意義上的人，他們當然也就不可能打動人和感染人。
在這種情況下，突然有了一部真正從人的角度看人、理解人和表現人的電影，人們難免不激動，這就好比極度饑渴的人突然看到水和麵包，難免不瘋狂。人們因為《追捕》而瘋狂，當然有各種各樣的緣由，但是其中一個重要的緣由，就是中國人第一次看到了真正的男人和真正的女人，換句通俗的話講，就是中國人第一次看到了有男人味的男人和有女人味的女人——高倉健飾演的“杜丘”和中野良子飾演的“真由美”；第一次看到了什麼是真正的愛情；第一次看到了人性中有一種東西居然敢於高居於國家利益之上；第一次看到了人性竟然如此美好……用一句極端的話說，中國的女人實際上從那個時候起才知道原來男人竟然如此值得去愛，中國的男人實際上也是從那個時候起才突然發現原來女人竟然如此可愛。這真是一場翻天覆地的變化。
為什麼要說是一場“翻天覆地”的變化呢？因為那個時候中國的標準男人已經不是男人了，中國的標準女人也已經不是女人了，不說作為意識形態宣傳的電影戲劇作品，即使現實生活當中，這種狀況也比比皆是。我就曾經看到過剃了光頭、身穿綠軍裝的女紅衛兵提著打人用的皮帶浩浩蕩蕩從街上走過的情景，據說這些女紅衛兵打起人來，其殘暴程度絕不亞於在集中營施暴的德國納粹。
我所在的中學是男校，我曾經在批鬥會上親眼看到一個“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孩子，把滿滿一桶用火堿和特殊原料製成的糨糊兜頭從一位工友的頭上澆灌下去，把老人的整個頭部都燒得像冬瓜一樣腫脹起來；折磨還沒有結束，那些獸性的家夥後來又給老人整個腫脹的頭顱塗抹上了紫藥水，以至於老人看上去極為嚇人；再後來，可憐的老人竟然被這群沒有人性的家夥用木棍拄到開水鍋爐下麵活活燙死了。
這件事在北京很有影響，但是，我沒有看到那個“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孩子遭受什麼懲罰，我更不知道當平民子弟被用革命道理動員去陝北插隊的時候，“那個惡棍”是不是也去插隊了。我的最合理想象是：這個人沒有去插隊，他不可能也去插隊，他很可能去當兵了，提了幹，目前是某省領導或者某國有壟斷企業負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