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子愷《為青年說弘一法師》）
作為親身接受過李叔同教導的學生，豐子愷先生對李叔同的回憶可以說是很切實的第一手資料。豐子愷是李叔同在浙一師任教期間最得意的弟子，他和李叔同的接觸很多，大到人生哲學，小到生活細節，李叔同在浙一師期間的種種在豐子愷的文章中是經常被提到的內容。這也為後來的人了解李叔同在這一時期的生活，留下了寶貴的記錄。無疑，在追尋李叔同的人生足跡的時候，豐子愷的文章是各位研究者最容易尋找到，也是最被信任的資料來源。
豐子愷先生在他的另一篇題為《甘美的回味》的文章中，曾經詳細地回憶了他在浙一師期間跟隨李叔同學習音樂課程的情形：
記得十六七年前我在杭州第一師範讀書的時候，最怕的功課是“還琴”。我們雖是一所普通的初級師範學校，但音樂一科特別注重，全校有數十架學生練習用的五組風琴，和還琴用的一架大風琴，唱歌用的一架大鋼琴。李叔同先生每星期教授我們彈琴一次。先生先把新課彈一遍給我們看。略略指導了彈法的要點，就令我們各自回去練習。一星期後我們須得練習純熟而來彈給先生看，這就叫作“還琴”。但這不是由教務處排定在課程表內的音樂功課，而是先生給我們規定的課外修業。故還琴的時間，總在下午二十分至一時之間，即午膳後至第一課之間的四十分鍾內，或下午六時二十分至七時之內，即夜飯後至晚間自修課之間的四十分鍾內。我們自己練習琴的時間則各人各便，大都在下午課餘，教師請假的時間，或晚上。總之，這彈琴全是課外修業。但這課外修業實際比較一切正課都艱辛而嚴肅。這並非我個人特殊感覺，我們的同學們講起還琴都害怕。我每逢輪到還琴的一天，飯總是不吃飽的。我在十分鍾內了結吃飯與盥洗二事，立刻挾了彈琴講義，先到練琴室內去，抱了一下佛腳，然後心中帶了一塊沉重的大石頭而走進還琴教室去。我們的先生——他似乎是不吃飯的——早已靜悄悄地等候在那裏。大風琴上的譜表與音栓都已安排妥帖，顯出一排雪白的鍵板，猶似一件怪物張著闊大的口，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齒而蹲踞著，在那裏等候我們的來到。
先生見我進來，立刻給我翻出我今天所應還的一課來，他對於我們各人彈琴的進程非常熟悉，看見一人就記得他彈到什麼地方。我坐在大風琴邊，悄悄地抽了一口大氣，然後開始彈奏了，先生不逼近我，也不正麵督視我的手指，而斜立在離開我數步的桌旁。他似乎知道我心中的狀況，深恐逼近我督視時，易使我心中慌亂而手足失措，所以特地離開一些。但我確知他的眼睛是不絕地在斜注我的手上的。因為不但遇到我按錯一個鍵板的時候他知道，就是鍵板全不按錯而用錯了一根手指時，他的頭便急速地回轉，向我一看，這一看表示通不過。先生指點樂譜，令我從某處重新彈起。小錯從樂句開始處重彈，大錯則須從樂曲開始處重彈。有時重彈幸而通過了，但有時越是重彈，心中越是慌亂而錯誤就越多。這還琴便不能通過。先生用和平而嚴肅的語調低聲向我說，“下次再還”，於是我隻得起身離琴，仍舊帶了心中這塊沉重的大石頭而走出還琴教室，再去加上刻苦練習的功夫。
豐子愷先生在另一篇文章中還這樣寫道：
我小時候從李叔同先生學習彈琴，每彈錯了一處，李先生回頭向我一看。我對於這一看比什麼都害怕。當時也不自知其理由，隻覺得有一種不可當力，使我難於消受。現在回想起來，方知他這一看的顏麵表情中曆曆表出著對於音樂藝術的尊敬，對於教育使命的嚴重，和對於我的疏忽的懲戒，實在比校長先生的一番訓話更可使我感動。古人有故意誤拂琴弦，以求周郎的一顧的；我當時實在怕見李先生的一顧，總是預先練得很熟，然後到他麵前去還琴。
有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那就是，李叔同嚴肅認真的教學方式並沒有使他的學生們逃離他的教育，而是使他們更進一步地被他所教授的課程所吸引，這一點在前麵引用的回憶文章的描述中可以得出結論。在當時的浙一師，李叔同所教的音樂和圖畫課程是很受重視的，以至於如豐子愷先生所說，浙一師在當時宛如一所“藝術專科學校”。
這其中的原因，作為李叔同的學生的豐子愷先生這樣認為：“他之所以能受學生的崇敬，而能使當時被看輕的圖畫、音樂科被重視，完全是為了他的教育精神的關係：李叔同先生的教育精神是認真的，嚴肅的，獻身的。”
李先生……對學生態度常是和藹可親，從來不罵人。學生犯了過失，他當時不說，過後特地叫這學生到房間裏，和顏悅色，低聲下氣地開導他。態度的謙虛與鄭重，使學生非感動不可。記得有一個最頑皮的同學說：“我情願被夏木瓜罵一頓，李先生的開導真是吃不消，我真想哭出來。”原來夏丏尊先生也是學生所崇敬的教師，但他對學生的態度和李先生不同，心直口快，學生生活上大大小小的事情他都要管，同母親一般愛護學生，學生也像母親一般愛他，深知道他的罵是愛。因為他的頭像木瓜，給他取了個綽號叫作夏木瓜，其實不是綽號，是愛稱。李先生和夏先生好像我們的父親和母親。
……吃早飯以前的半個小時，吃午飯至上課之間的三刻鍾，以及下午四時以後直至黃昏就睡——這些都是圖畫音樂的課外練習時間。這兩課在性質上都需要個別教學，所以學生在課外按照排定的時間輪流地去受教，但是李先生是“觀音齋羅漢”，有時竟一天忙到夜。我們學生吃中飯和夜飯，至多隻費十五分鍾，因為正午十二點一刻至一點，下午六點一刻至七點，都是課外練習時間。李先生的中飯和夜飯必須提早，因為他還須對病發藥地預備個別教授。李先生拿全部的精力和時間來當教師，李先生的教育精神真正是獻身的！這樣，學生安得不崇敬他，圖畫、音樂安得不被重視？！
也正是李叔同發現了豐子愷在繪畫方麵的天賦。根據豐子愷先生的回憶，那是在他在浙一師讀三年級的時候。這時，他們的圖畫課程也由李叔同來教授了。一天，他因為級長的“公事”去李叔同的房間，在事情說完之後，李叔同很懇切地對他說：“你的圖畫進步快。我在南京和杭州兩處教課沒有見過像你這樣進步快速的人。你以後可以……”就是這幾句話給豐子愷的對於未來的選擇決定性的啟示。也就是從這一晚開始，豐子愷決定“專門學畫，把一生奉獻給藝術”。從此，他經常請李叔同額外教授繪畫，還向李叔同學習日語。李叔同也對這個學生格外青睞。日本畫家大野隆德、河合新藏、三宅克己等人來西湖寫生時，李叔同特意帶豐子愷一起請他們吃飯，而且將陪同引導的任務交給了豐子愷。豐子愷也確實沒有辜負李叔同的著意培養，以後他成為中國現代史上一位傑出的美術家，同時還是一位出色的散文家。
李叔同在浙一師時期另一位很被他看重的學生就是後來成為音樂教育家的劉質平。
劉質平是浙江海寧人，早於豐子愷就讀於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曾跟隨李叔同學習音樂。後來，他受到李叔同的鼓勵，赴日本考入了東京音樂學校留學，一九一八年夏天，李叔同出家之前，他回國，擔任上海城東女學藝術專修科主任。第二年，他與豐子愷、吳夢非一起創辦了上海專科師範，這是國內首次出現的係統培養音樂、美術、手工師資的學校。一九三一年，他又與徐朗西、汪亞塵等在上海創辦了新華藝專。抗日戰爭期間，劉質平避居在寧波等地，在中學師範任教。一九四六年，他出任福建音專教授兼教務主任，編著有《彈琴教本》《歌曲作法》《實用和聲教材》《對位法》《鍵盤伴奏基本練習》等，是我國卓有成就的一代音樂教育家。
劉質平在《弘一上人史略》中，回憶了他與李叔同師生情誼的開始：
先師與餘，名為師生，情深父子。回憶民元冬季，天大雪，積尺許。餘適首作一曲，就正於師。經師細閱一過，若有所思，注視餘久。餘愧恧，幾置身無地。師忽對餘言：“今晚八時三十五分，赴音樂教室，有話講。”餘唯唯而退。屆時前往，風狂雪大，教室走廊，已有足跡，似有人先餘而至，但教室門閉，聲息全無。餘鵠立廊下，約十分鍾。室內電燈忽亮，門啟出師，手持一表，言時間無誤，知汝嚐風雪之味久矣，可去也！餘當時不知所以，但知從此師生之情義日深。每周課外指導二次，並介紹至美籍鮑乃德夫人處學琴。
一九一五年，還在浙一師讀書的劉質平因病暫時休學在家，精神非常苦悶。此時，李叔同身兼杭州、南京兩地教職，時常“汽車往來千二百裏”，身心俱甚感疲憊，但他仍寫信給劉質平，予以病中的學生精神上的鼓勵：“人生多艱，不如意事常八九。吾人於此當鎮定精神，勉於苦中作樂，若處處拘泥，徒勞腦力，無濟於事，適自若耳！吾弟臥病多時，暇可取古人修養格言（如《論語》之類）讀之，胸中必另有一番境界。”
一九一六年，劉質平在李叔同的鼓勵之下東渡日本留學。李叔同對他在日本的生活多方關照。
劉質平到日本留學所需的費用原本是打算到日本後補辦申請官費的，但雖經李叔同多方奔走，聯係接洽，仍然是沒有能夠申請到。此時，劉質平的家人也表示，無法再負擔他留學的費用。情急之下，李叔同決定由自己來給劉質平以資助。
李叔同果然依照自己的諾言，以每月薪水的餘款，一直資助劉質平在日本留學的費用。就是在他起意出家之後，他也沒有忘記自己的諾言，而為劉質平留學費用的來源多方設法。一九一八年五月四日，李叔同在浙一師寫信給劉質平，其中談到了對以後劉質平留學所需費用的計劃：
……君所需至畢業為止之學費，約日金千餘元，頃已設法借華金千元，以供此費。
餘雖修道念切，然決不忍置君事於度外，此款倘可借到，餘再入山。如不能借到，餘仍就職至君畢業時止。君以後可以安心求學，勿再過慮，至要至要！……
作為學生的劉質平沒有接受李叔同暫緩入山以資助自己留學的計劃，“不忍以己求學之故，遲師修道之期”。一九一八年夏天，在學業尚未完成的情況下，劉質平提前回國。
任教於浙一師時期的李叔同除了完成傳道授業解惑的教師職責之外，在藝術創作上仍是很活躍。
一九一三年，他到浙一師後不久，便以“浙師校友會”的名義主編了文藝刊物《白陽》。在誕生號上，李叔同發表了音樂論述《西洋樂器種類概說》和文學論述《近世歐洲文學之概觀》，分別介紹了近代西方文學藝術發展的概況。《白陽》雜誌的誕生號由李叔同親自設計封麵、題寫刊名，並親筆撰寫了《白陽誕生詞》，稱：“技進於道，文以立言，悟靈感物，含思傾妍；水流無影，華落如煙，掇拾群芳，商量一編。”這本刊物是我國近代最早的藝術教育校刊。
一九一四年，李叔同又在浙一師召集對美術特別喜愛的學生成立了“洋畫會”，定期舉辦觀摩活動。還與“友朋弟子”成立了“樂石社”，因為他“能詩能書能繪能篆刻”，還“能為魏晉六朝文”，所以被社員們推選為社長。關於“樂石社”，與李叔同同為南社社員的姚鵷雛曾有一篇《樂石社記》，描述了這個藝術社團成立的因由：
樂石社者，李子息霜集其友朋弟子治金石之學者，相與探討觀摩，窮極淵微而以存古之作也。……茲來虎林，出其所學，以餉多士。複能於課餘之暇，進以風雅，雍雍矩度，講貫一堂，氈墨鼎彝，與山色湖光相掩映。方今之世，而有嗜古好事若李子者，不令千載下聞風興起哉！……
由於酷愛書法篆刻藝術並具有極高的水平，其名聲在外，李叔同到杭州後很快便加入了著名的西泠印社。
西泠印社是我國一個以研究篆刻藝術而著名的藝術團體。一九〇四年，由丁輔之、王福庵、葉為銘、吳隱等人在浙江杭州的孤山創辦。因為社址臨近西泠，故而稱西泠印社。這個社團對於當時書畫篆刻的研究有很大的影響，而且這種影響一直延續了很多年，使這個社團在藝術界享有相當高的地位。現在，西泠印社的社址還是杭州一個很著名的風景名勝地。
李叔同加入西泠印社後，與吳昌碩有較多的來往。吳昌碩後來還曾寫有《題弘一大師手書〈梵網經〉》一詩：
昔聞烏桕稱禪伯，今見智常真學人。
光景俱忘文字在，浮提殘劫幾成塵。
四十二章三乘參，鐫華石墨舊經龕。
摩挲玉版珍珠字，猶有高風繼智曇。
一九一八年，李叔同發心出家後，將在俗所有的收藏及自己的各種所用物品一一遣送。他將一包篆刻作品贈給了西泠印社。印社特別在鴻雪徑北側牆壁上鑿龕封存，並題“印藏”二字及敘述此事始末緣由的文字，鐫刻以記。一九六三年，西泠印社慶祝創建六十周年，社中同人決議將“印藏”中所藏取出，共得印石九十三件。其中多為李叔同收藏的名人之作，還有少量他自己的作品，編輯成《李叔同印譜》。
在李叔同任教浙一師期間，他所在的南社也常在杭州有雅集的活動。一九一五年，李叔同和柳亞子一行在杭州的西泠印社舉行臨時雅集，一起在孤山憑吊了馮小青的墓。李叔同應柳亞子的委托，用魏體手書了柳亞子所題的“明女士廣陵馮小青墓散記”，這是李叔同和柳亞子的書文合作，也算是難得的佳作。
在杭州任教時期，李叔同又一重要的藝術成就便是他的歌曲創作。
李叔同創作樂歌從很早就開始了。他最初的一首《祖國歌》寫於一九〇五年。後來，他又編配有“上訴古毛詩，下逮昆山曲；或譜以新聲，或仍其舊調”的《國學唱歌集》。但留學日本，真正接觸到西洋音樂後，李叔同便意識到他的這部《國學唱歌集》的大不足，所以特意囑友人“毀板以謝吾過”。
在浙一師任教期間，他為了配合教學的需要，創作了相當數量的學堂樂歌。其中的大部分是選擇歐美的流行音樂曲調，再填詞。比如在這一時期創作的，以後膾炙人口、至今仍被傳唱的《送別》，就是選用了美國通俗歌曲作者j·p·奧德威所作的《夢見家和母親》一歌的曲調，再配以優美感傷的歌詞而成的。當然也有一部分是由李叔同自己作曲並作詞的，比如：《春遊》《留別》《早秋》等。
《春遊》一首發表在《白陽》的創刊號上，署名息霜。這是一首三部合唱曲，是我國近代音樂史上的第一部合唱曲。全曲采用西洋作曲法，八六拍的節奏，以輕鬆舒展的主旋律營造出一派大地回春，春遊者賞春詠春的美麗圖畫。歌中唱道：
春風吹麵薄於紗，春人妝束淡如畫。遊春人在畫中行，萬花飛舞春人下。梨花淡白菜花黃，柳花委地芥花香。鶯啼陌上人歸去，花外疏鍾送夕陽。
在這一時期，李叔同所創作的歌曲的代表作品還有一首《憶兒時》，這也是由李叔同填詞的一首歌曲：
春去秋來，歲月如流，遊子傷漂泊。回憶兒時，家居嬉戲，光景宛如昨。茅屋三椽，老梅一樹，樹底迷藏捉。高枝啼鳥，小川遊魚，曾被閑情托。兒時歡樂，斯樂不可作，兒時歡樂，斯樂不可作。
李叔同創作的歌曲還有《月夜》《秋夜》《悲秋》《幽居》《夢》《西湖》（三部合唱曲）、《人與自然界》（三部合唱曲）、《朝陽》（男聲四部合唱）等。一九二七年，豐子愷編定了《中文歌曲五十首》，其中的大部分是李叔同在這一時期所創作的學堂樂歌。豐子愷在這部歌曲集的序言中說：“……李先生有深大的心靈，又兼備文才與樂才，據我所知，中國能作曲又作歌的樂家，也隻有先生一人。”
正如曹聚仁先生說的，藝術雖是心靈寄托的深穀，而李叔同還覺得沒有著落似的，不久，他靜悟到另一境界，他將要進入如《晚鍾》中描述的境界。此時，他已經開始對人生更高的精神境界產生了無法抗拒的向往。他即將開始他人生的又一段嶄新的曆程。一個文名、藝名“大如鬥”的李叔同即將消失，而一位道德高尚的一代高僧——弘一法師，即將走入中國近代佛教的曆史，在這裏，他又將留下他那無可磨滅的深深的足跡。
不管後人為此而感到遺憾還是感到慶幸，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人生軌跡，這是已經被注定的他自己的路，他也許是無可選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