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土改”初期，多數人包括博老這樣出身中農家庭的人，盡管目睹一些可殺可不殺的地方頭麵人物被殺掉，但對這種狂飆式的運動總體感覺還是不錯的。經曆過日本入侵、隨祖父祖母逃難的人，在童年時被土匪強行擄走身上、頸上銀項圈的人，博老看到一個讓百姓既免受外敵入侵又不受土匪欺淩的強勢的新政權，和多數人一樣，歡欣鼓舞是正常的。
可是，當這樣強大的公權力，轉而去傷害普通人時，傷害的深度、廣度就會遠超以前的外敵內匪——因為，民間社會已不具備自衛的能力了。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所憧憬的——無產者（包括工農大眾）在革命中“失去的隻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裏，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成為了水中月鏡中花。而《共產黨宣言》中所駁斥反對者批評的“說我們消滅個人掙得的、自己勞動得來的財產，要消滅構成個人的一切自由、活動和獨立的基礎的財產”，倒是在相當程度上得到了實現。這一幕，在博老的《蹉跎坡舊事》中很真實地呈現，傳統社會中的人所依附的大大小小的共同體如宗族、幫會等等的束縛被打破，過去那些在舊式共同體下還存在的一些自由隨之消失，而新的“自由人聯合體”卻沒有出現，出現的隻是無數“原子人”被公權力強行“集體化”。
博老的“罹禍”原因，還遠遠談不上追求“自由人”的“聯合”，隻是傳統的中國讀書人“嚶其鳴矣，求其友聲”。幾個鄉村知識分子搞一個鬆散的“讀書會”，業餘時間切磋文字，或者去深山裏采集植物標本，他們有意識地遠離“政治”。然而，在那個時代，不允許民間出現新的“浮頭魚”以免產生不被公權力控製的人的“聯合”，是最大的政治。他們的舉動，必定觸網。為此，沈博愛換來了五年牢獄之災，其他“同案犯”沈皆遂、焦七海被判刑三年。
博老這本書，記錄了作者被勞改時，第一個孩子夭亡、前妻遠嫁湖北、祖父在絕望中死去等悲慘的人生經曆，但整部書的風格並不艾怨，而是一種昂揚不屈的調子。從這部書裏，能看出中國底層知識人極其頑強的生命力。我以前所讀相關題材的書，多是一些大知識分子、高級幹部回憶“極左”時期所受的磨難，所表達的痛苦感很濃烈，似乎自己是天下最冤屈的人。和這類大人物相比，博老因為卑微，所以生命力更強，其對待苦難的態度也更為達觀。
這種生命力堅強，對博老而言，包括兩個方麵，一是旺盛的求生欲；二是在極端艱難的環境中具有很強的生存能力。
博老學生時代興趣廣泛，愛好畫畫，喜歡搜集植物標本，文章寫得好，數理化的水平也不低。當他身陷囹圄時，種種技能讓他熬過了一道又一道難關，和著名美學家、畫家高爾泰一樣，因為能畫宣傳畫，在監獄裏的生活待遇得到改善。尤其令人稱奇的是，監獄裏跟著“躍進風”搞“技術革新”“土法上馬”，讓博老設計用毛竹和鬆木製造“抽壓水泵”，竟然成功了。釋放回家後，重新組織了家庭，跟著老農學農活，“改鍬子”變成好的莊稼把式；跟著做裁縫的妻子學裁縫，成了方圓有名的裁縫師傅。夫妻倆含辛茹苦，披星戴月，既要不誤農事，又要走村串戶給人縫製衣服，養活八口之家，讓孩子的物質生活略高於同一鄉村的平均水平，且能接受優於一般鄉村孩子的教育。
這部書最讓我感動是：在中國的底層，包括作者在內，一批並非博學鴻儒的小人物，有著賡續文脈的強烈責任感和行動力。
博老隻讀過很短時間的“老書”——私塾，教了他七天《增廣賢文》的潘先生後來參加準土匪組織“駝子兵”，一九五〇年被槍斃在河灘上。他接受的是新式的學校教育。然而鄉村傳承千年的禮俗，讓他對傳統文化有著天然的親近感和理解力。他很小的時候學做“讚禮生”，少年時在喪禮上聽人唱夜歌。他從監獄出來後去為祖父上墳，用心地寫了一篇駢體的祭文：“哀吾祖父，畢生劬勞：三尺童軀未硬，別離貧苦之家。從師染業，為生計之所依。屈委童工，受鬥筲之苦淒。波奔異鄉，輾轉長潭店鋪。流離僻壤，受雇瀏永山城。”在墳前念完後焚化，聽祭文的隻有不解其意的祖母。作者如此做，無非是想守住內心那一點文化的火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