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以全球化高度關注了鄂倫春族文學的曆史、現實以及命運，“鄂倫春族文學是生態文學，是以生命為主體，表現人的生存狀態、反映人與自然相依存的文學。”正是緣於此，在生態環境失去平衡的當下語境中，鄂倫春族文學麵臨著人與文學的雙重機遇與困境。基於文學研究的問題意識、理想追求和人文情懷，作者力圖通過文化認同之線聯結鄂倫春族民間文學與現當代文學、民族精神與審美理念、生態文化傳統與生態危機的現實，英國社會科學家馬丁·阿爾布勞認可的事實是：“當人們發現他們在何等程度上能夠與他人擁有共同價值觀的時候，他們會盡一切可能在他們的周圍環境中尋求一種熟悉感，並力求達成在造就他們的社會條件方麵的信心。”由此可知，在多元文化語境中，文化認同與民族精神的培育與弘揚事關民族的發展與存亡。鄂倫春族民族精神之脈源自鄂倫春族文學，美國社會學家紐曼爾·卡斯特在《認同的力量》中強調了強化民族認同的因素是語言，“語言，特別是發展成熟的語言，才是自我認同的根本要素，才是建立一條無形的、比地域性更少專橫性、比種族更少排外性的民族邊界的根本要素。從曆史的角度看來，這是因為語言在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之間、在過去和現在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梁。”毫無疑問，民族語言才是民族文學的成身之基、安身之所、立身之命。
鄂倫春族文學不僅是讀和寫的文學，更是聽與說的文學。對於隻有語言沒有文字的鄂倫春語而言，伴隨著說鄂倫春語之老人的生命，鄂倫春族口述文學已然淡出了日常生活，鄂倫春語的生命也正在悄然地流逝，正如德國著名的後現代哲學家沃爾夫岡·韋爾施在《重構美學》中關於聽覺文化革命的宏大構想之哲思，“可見和可聞，其存在的模式有根本不同。可見的東西在時間內持續存在，可聞的聲音卻在時間中消失。”這一點也意味著那些隻能言說的民族語言的存在處境委實令人不得不憂心忡忡。所有這一切關涉的不是語言的遊戲，而是鄂倫春語的生死存亡必然地關乎鄂倫春族文學的前途，鄂倫春族文學應對的首要問題也是北方其他滿-通古斯語族文學所麵臨的無力自拔之境。在全球化時代，民族語言的保護與傳承才是鄂倫春族文化發展的源頭，在作者自身的學習和反思中、在相關學者關於非物質文化遺產並不包括語言的爭論中、在少數民族開明人士擔憂失去語言的大聲疾呼中，此項專題研究無疑從民族語言保護與傳承層麵為國內非物質文化遺產工作的偏頗和缺失敲響了警鍾。
鄂倫春族的民族精神離不開其自然環境和生態文化傳統，正是興安嶺的山山水水哺育了鄂倫春族偉大的民族精神，這種精神財富是鄂倫春人民生生不息的強大動力，是鄂倫春族文化認同的世代不熄的薪火。自古以來，鄂倫春人在狩獵生活生產中創造的民俗文化、薩滿文化、樺皮文化、獸皮文化等均體現在鄂倫春族民間文學之中，鄂倫春族文學是民族曆史、生活和文化的百科全書，規範著鄂倫春人的思想和行為，增強了民族自立、自尊、自信的勇氣和信念。如果不繼承鄂倫春族優秀的民族精神，就沒有鄂倫春族生態文化的支柱和建設；如果沒有鄂倫春族文化認同，就沒有鄂倫春族審美文化的建構和傳播，而今，雖然鄂倫春人早已遠離了遠古的狩獵生活，但他們在新的生產生活環境和方式中，學習並創造了鄂倫春族現當代文學，如何保存、傳承與日常生活、民族精神和文化認同息息相關的鄂倫春族文學是每個鄂倫春人的義務和責任，也是每一個熱愛自然、敬畏生命、追求真善美、知道自己從哪裏來的人必須要麵對和深思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