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對自己獨創的這個“餘剩者”，一直帶有很深的成見。他說：政治主張一“不必建立在上述任何一個階級上”；二“必須注重於所有的階級”，尤其是“必不可建立在上述所謂餘剩者（流氓）之上”。這些“餘剩者”是極不可靠的，當你“想實行生產計劃，必定感著極大的困難。因為他所率領的這些人們隻能搶飯吃，卻不能造產業”。這些“餘剩者”隻知打打殺殺，而不會安定生活，不去發展生產。他所說的這些都是有所指的，那就是對中共領導的工農革命的不理解不讚同，以至產生很大的抵觸。
當然，他對共產黨的批評，是與譴責國民黨的一黨專政，有著嚴格的區別。和所有的民主主義者一樣，他對國民黨的不滿，遠遠超過了對共產黨的理論不理解。他說：“老實說，我們對於國民黨與共產黨是這樣分別對待的：即對於國民黨的理論以為雖然不能說怎樣好，然而其中所含的毒汁尚不算甚多；而一切罪惡卻都在國民黨的行動，因為國民黨的行動與其理論本來是兩回事。至於共產黨，他的行為尚未大表現，我們不很容易下判斷；隻就其反對國民黨一點而論，我們不但不反對他，卻還可以讚成他。獨有他的理論則以為其中毒素太重。倘使流毒於一代的青年則為可慮，如其道大昌，民族前途便不堪問了。所以我們總想從思想上糾正他，但除糾正其思想以外決不讚成加以任何非人道的待遇。這是我們一向的態度。”
耄耋老人自言自語：中美不能對抗
1935年8月1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在巴黎《救國時報》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著名的《八一宣言》，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這個宣言很快傳到國內，張東蓀閱讀後，立即產生共鳴，最先響應《八一宣言》，並發表《評共產黨宣言並論全國大合作》，表示：“我們曆來不反對國民黨與共產黨而隻反對一黨專政，以為一切罪惡皆由此而生。”他在文章中暗示，自己屬於“經濟讚成社會主義”，“政治讚成民生主義”，而又“同情於共產黨的人”。
1938年5月，他和他的學生葉篤義來到武漢，與中共領導人周恩來、董必武等就抗日問題交談。此番談話後，他受到一些啟發，從而決定利用自己在燕京大學任教授的身份，回到北平與中共合作，為抗日救亡作出自己的貢獻。12月，老友張君勱發表《致毛澤東先生一封公開信》，向中共提出“三個取消”的荒唐主張，即取消中共對八路軍的領導，取消中共領導的特區，取消馬克思主義。他看到公開信後，很不以為然，讓去重慶的許寶揆轉告張君勱：“不要向國民黨靠攏，不要向國民黨一邊倒，要走中間路線。”
他為中共做了許多有利於抗日的工作。他回憶：七七事變後，中共華北局地下工作人員“與我聯係，1938年我去漢口參加參政會，當時因為看到參政會並沒有大作用，而且又怕後方苦且又丟不下家，於是自己覺得還不如回燕京來做一些切實的工作，當時我通過王君做了兩件事情，一是送學生去解放區，一是送醫藥去”。
抗戰勝利後，國共兩黨都表示在和平與民主的前提下，協商解決戰後問題，建立聯合政府。他對此極表讚同。可是，政協會議閉幕後，國民黨就撕毀了政協決議，悍然發動全麵內戰。同時，又擺出“還政於民”的姿態，違背政協各項協議付諸實施後召開會議的前提，單方麵決定於1946年11月12日召開國民大會。中共堅決抵製，拒絕參加。時為民社黨中央常委的張東蓀與黨主席張君勱等產生分歧，堅決拒絕參加國民大會，表示不願做國民黨假民主的工具。他的理由是：“中共不參加，縱能保證通過政協憲草，宣布為國家憲法，沒有對立的政黨，製衡的力量，空憑條文，亦罔有實效。”
他既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和官僚資本，又不讚同用革命方式推翻國民黨統治及剝奪地主土地重新分配的做法；他認為中國應該折衷於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建立“一個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中間的政治製度”，這就是“中間性的政製”，即“在政治方麵比較上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同時在經濟方麵比較上采取蘇聯式的計劃經濟與社會主義”。
他多次與北平軍調部的中共代表葉劍英、徐冰等接觸，並讓葉篤義作為聯係人，以保持經常性的聯係。1947年3月，他和符定一還就時局問題，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次年4月27日，毛澤東專門給中共北平市委書記劉仁一封指示信，讓轉告張東蓀等：“我很感謝他們的來信，他們及平津各位文化界民主戰士的一切愛國民主活動，我們是熱烈同情的。”並請他和符定一參加籌備新政協。
平津戰役開始，他多次勸說北平國民黨軍最高長官傅作義與中共談判，以和平方式代替軍事方式，不能讓戰火毀滅古都的燦爛文明。他的努力和奔走起到了一定作用，後來傅作義同意中共提出和平條件，北平和平解放。他對自己為此所作的貢獻，深感自豪，自以為“生平著書十餘冊，實不抵此一行也”。
1949年1月下旬，在中共的安排下，他與費孝通代表民盟，來到石家莊，出席中共中央召開的民主黨派會議。會後，他又來到中共中央所在的西柏坡。在這裏，他就即將成立的聯合政府的內外方針，與毛澤東交換意見。在談到新中國的外交方針時，他力薦“中間路線”，既不親美也不親蘇。毛澤東不同意這種主張。兩人各執己見，互不讓步。
在新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上，他為大會主席團成員，還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國家主席毛澤東還任命他為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他就是不理解親蘇反美的“一邊倒”的外交方針。書生氣十足的他甚至幼稚和可笑到企圖冒險向美國方麵表示，中國無意與美國為敵，美國千萬不能把戰火燒到中國。他還與同美國有聯係的王誌奇聯絡，讓其將自己的意思轉告美國，試圖充當中國和美國的“調人”。事後才知這個王誌奇是美國特務。在那個年代，他可謂闖了大禍，民盟內部對他進行了反複的批判，並將其開除出盟。在有人要以“叛國罪”將其逮捕法辦時，毛澤東出來說了話，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養起來。
他開始賦閑在家，雖是名義上的北大哲學係教授，可有著如此“惡劣”的前科，誰也不敢讓他上課。整日是養花蒔草，賦詩遣詞，打發老年的無聊時光。在“文化大革命”狂飆襲來時，這種平靜終被打破，1968年1月，一些人還是以所謂“特務”的罪名，將他與長子張宗炳一同逮捕。他被關在北京複興門鐵道醫院。1973年3月，夫人在醫院與他見了麵。此時，距美國總統尼克鬆訪華、中美發表上海《聯合公報》已經一年有餘。當他知道這一消息時，非常高興，耄耋老人自言自語：“中美不能對抗，還是我對。”是年6月，老人走完自己的一生，享年88歲。○
責任編輯 馬永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