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沒有正麵回答陳獨秀的問題，陳獨秀又致信指出：“先生所謂人的生活，自然是專指必不可少底衣食住等生活費。按資本生產製一麵固然增加財富，一麵卻增加貧乏，這是稍有常識的人都應該知道的。歐洲機器初興資本初發達的時候，失業者眾多的恐慌，這種曆史的事實，無人能夠否認的。就是現在有名的倫敦神戶的貧民窟，正是資本生產製的必然現象。”
針對他提出的“開發實業非資本主義不可，集中資本非資本家不可”的言論，陳獨秀反駁說，這正是他們之間“重要的爭點”。陳獨秀認為：中國可以用社會主義開發實業，無需非資本主義不可。“中國資本家都直接或間接是外國資本家底買辦，隻能夠幫著外國資本家來掠奪中國人，指望他們發達起來能夠抵製外國資本家，能夠保全中國獨立，再過一兩個世紀也沒有希望。”陳獨秀深知張東蓀“既不讚成用革命手段集中資本來實行社會主義的生產製”，而中國的資本家“向有不願以財產充資本之習慣”，依靠他們開發實業又是不可能的，所以，陳獨秀斷言：“先生等所迷信的資本主義，仍是一個空中樓閣。”
他不接受陳獨秀的觀點，長文《現在與將來》便是他對“社會主義論戰”的最終的態度。文章把中國的現狀，概括為“四病”交加，即：“無知病”，人民沒有知識；“貧乏病”，人民多困於生計；“兵匪病”，兵連匪結，民不聊生；“外力病”，外國列強恃勢欺淩中國。這些都是當時中國的實情，遺憾的是他沒有深入地分析產生這些現象的社會本質是什麼。
他認為要根治“四病”，隻能對勞動者進行改良，隻能“開發實業”，“增加富力”。這就要依靠漸起的“中產階級”，他稱之為的“財閥”。他說：中國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無產階級，除“少數工廠有工人以外，簡直是沒有”。他們“人數又少，直不能有何勢力”，“人民貧乏太甚，求食不得，不能久持”。處此背景條件下，如果高喊“勞農主義”，那必定是“偽勞農主義”。他老調重彈，中國目前不可能實行社會主義，更不可能組織無產階級政黨。
他認為，中國若實現社會主義，是不能超越資本主義的階段，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隻能“靜待”，隻能做這樣一些工作：一是普通的文化事業；二是推行廣義的教育事業；三是切實研究社會主義學說；四是協社的實行，也就是實行合作社的方法。這些才是將來實行社會主義的基礎性的準備工作。應該說這些思想是切近中國的現實，然而他的主旨思想是取消建立共產黨，不同意建立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當然是那一代的共產黨人所無法容許的。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就未來的中國革命設立了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最低綱領是實行民主革命，而不是社會主義革命，是“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最高綱領是實現共產主義。中共把自己的奮鬥目標分為最低和最高兩步走，尤以最低綱領切近現實，不能不說是以陳獨秀等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在社會主義論戰中所得到的一些有益啟示所致。
中共二大後不久，陳獨秀給張東蓀去信，提出發展中國實業應該是“國家社會主義”的途徑，實際上就是國家資本主義。他看到陳獨秀已經正視中國的現實，在回信中又再次勸告這位中共領袖，不要將革命的矛頭對準資產階級，打倒軍閥才是時下的當務之急，如果軍閥不除，“勞動階級即把資產階級完全打敗，也是不相幹的，還是仍在十八層地獄裏麼”。
這時，他還將鼓吹基爾特社會主義的人，集中到《時事新報》副刊《社會主義研究》的麾下，公開亮出基爾特社會主義的旗幟，以表明與陳獨秀、李大釗等馬克思主義者的不同，這就是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社會主義的分野——科學社會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張東蓀所追求的是後一種社會主義。
不讚成對共產黨加以非人道的待遇
1932年8月20日，張東蓀發表《階級問題》，集中批評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他說，馬克思“階級”的闡釋，本身就“是一個極不清楚的概念”。社會學定義的“階級是廣義的，而馬克思派的階級是狹義的”。按照馬克思的“一部人類史乃是一部階級鬥爭史”的說法，那豈不是說“曆史是人類相斫書”，“是打仗的記錄而已”。他不同意戰爭的階級屬性的說法，認為戰爭是人的貪婪、掠奪和占有的天性所為。“國與國的戰爭，人種與人種間的虐殺，若都是以階級鬥爭論，則階級的意義便不明了”。
他說，中國既不是封建社會，又不是資本主義前期，如果非要套用馬克思的“五種社會形態”，那“實在是一種拙笨到萬分的事”。馬克思的公式隻“不過是歐洲各國的曆史的共相，而決不能當作一個普遍的範疇，亦不完全適用於我們東方”。他承認階級的存在，卻不讚成將階級明確分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他認為，馬克思之所以這樣劃分，是出於“戰略”的考慮，為了進行社會革命，即“以一個階級為基礎來搶政權”。這樣，奪取政權就具有合理性，“其命意是在於立在一個階級上，把這個階級作為一種力量來奪取政權”。這就是以“階級利害為政治運動的出發點與原動力”。他坦率地說，馬克思的階級理論引用到中國就是一個錯誤，暴力革命的“紅軍”，既不是農民，也不是工人，隻是“軍閥的散股與土匪的化身”。中國農民從沒有什麼階級的意識，工人也不是什麼獨立的政治力量。共產黨進行的革命，決不是什麼“無產者的革命”，而是與曆史上的農民起義一樣，“依然隻是中國曆史上的揭竿而起的老套子”。
他對階級的劃分自有獨到的見解：“中國的社會階級都具有東方的色彩。”即階級“是指社會上由某一種利益與某一種機能而歸類的人們而言”。通俗地講，中國的階級是以所從事的行業而劃分的，一種行業，“而同時即是一個階級”。中國有農、工、商三大類，自然也就形成三大類階級。在這三大類階級之外的，他將之定義為“餘剩階級”“遊離分子”，說的不好聽，就是“流氓”。他甚至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政治之所以治亂相間，都是因這“餘剩階級”所致，當這“餘剩階級”增多，中國就必然要亂；當這“餘剩階級”大部分有了出路，中國又會入於治，歸於暫時的平靜。
早在五四時期的社會主義論戰時，他就斷言中國的實際決定了中國不可能出現“勞農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他把熱衷於宣傳這種理論的人，稱之為“偽共產派”。他不承認所有的工農運動，斷言：“我敢說中國決不會真赤化，但那偽赤化的可能性卻非常多。”此時，中共已經建立10多年，且正蓬勃開展土地革命。他對此就是視而不見，並底氣十足地說：“我敢斷言真正的無產政黨（共產黨）在三四十年內是不會成立的。”就是不承認中共是真正意義上的無產階級政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