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結構問題梗在何處
楊萬東專欄·產經隨筆
楊萬東，經濟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編審，《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雜誌副總編，中國商業經濟學會商業經濟應用與管理研究分會副會長，參加國家及省部級科研項目10餘項，主編、參編、參著各類財經教材、學術著作18部，在主流財經報刊發表各類學術文章100餘篇。
今年以來，調結構和保增長是一對相匹配的流行詞。但人們發現，結構問題不解決，保增長就會保到老路上。因此，需要認真找一找經濟結構問題出在何處，才好對症下藥。
中國的經濟結構問題從社會再生產相關環節看，分別存在於生產、流通、分配、消費四個環節。
從生產環節看，首先是技術結構不合理，高精尖技術嚴重不足，技術創新能力弱，中國的科技人員人數眾多，發表論文數居於世界前列，但能為產業發展提供的原創性技術嚴重不足，中國每年需要大量進口各種軟件、精密儀器、關鍵部件，中國製造的產量和產值很大，但國產化程度很低，隻有生產能力，沒有研發能力；其次是產品結構不合理，沿海很多企業嚴重依賴於海外市場，不僅附加值低，而且將汙染留了下來，海外市場一波動則產能閑置，失業加劇；第三是企業結構不合理，不僅表現為壟斷企業的大量存在，也表現為過剩行業眾多企業的僵而不死。導致好企業做不大，壞企業無法破產和重整，同時還有一些行業存在進入壁壘，無法實現充分競爭。
流通環節也存在規模結構、技術結構、渠道結構的問題，歸結起來則主要是消費者權益保護和流通效率（流通質量與保障率）問題。現代信息技術特別是物聯網與電子商務正在對流通環節產生革命性影響，但損害消費者權益問題仍時有發生，表明規製體係與商業利益還未實現有效的契合。同時，物流費用過大、流通企業技術形態落後、物流供應鏈不暢等問題，也都嚴重地影響著流通行業的發展。
分配環節的問題最為突出，不僅城鄉差距、地區差距和行業差距近些年並未縮小，而且階層收入差距更是有不斷擴大的趨勢，基尼係數已經連續幾年在接近0.50的邊際，壟斷行業特別是壟斷行業的高管更是以遠高於普通職工的收入積累著個人的財富，從而使社會的財富存量越來越處於兩極分化的狀態。這種狀況既削弱了社會的總體消費能力，而且使個別富人的奢侈性消費與廣大民眾的消費力不足形成鮮明對比，使得中國強大的生產加工能力不得不以為國外消費者服務的外向型依賴為基本模式，形成的外貿盈餘又轉化為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從而使得中國的外貿競爭力越來越弱，倒逼著企業的盈利下降、經營困難和就業吸納力下降。
分配決定著消費，分配所導致的收入差距和財富占有的兩極分化，不僅使擁有巨大消費能力的廣大民眾無力消費，使生產過剩問題越來越突出，而且使得消費較少人群為了子女教育、生病、養老和其他意外支出而加大儲蓄，壓縮即期消費。由於儲蓄率偏高，普通居民消費嚴重不足，政府隻好延續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鬆的貨幣政策，增加政府投資和貨幣投放，貨幣總量不斷擴大，資產價格上漲。但分配結構決定了新增貨幣仍舊主要流向高收入階層，普通居民儲蓄實際購買力貶值，窮人的有限財富的貨幣價值進一步縮水。
從上麵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國經濟結構性問題眾多，但其關鍵點是收入分配問題，中國不能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精英路線，將財富向金融業傾斜、向資本傾斜、向少數富人傾斜，更不能隻管壟斷行業和高管階層，忽視廣大民眾的民生訴求和生存發展權益。中國作為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國，相對公平的分配才可能形成真正龐大的消費市場，兩極分化的財富占有則直接削弱社會現期消費力、減少社會穩定度，最終會影響企業家的投資信心，減少就業和技術創新需求，形成權貴主導的嚴重失衡的社會經濟結構。
在解決收入分配結構問題時，應是基礎保障、流量協調、存量代際與跨國轉移時調整。首先是基礎保障，使普通民眾失業能生存，生病能就醫，年老能自養，從而預期能穩定，消費有信心；其次是協調階層收入差距，調節過高收入，約束灰色收入，打擊非法收入，關注收入的公平性和合理性；第三是建立完整的財產稅調整體係，對於超出一定限度的財產的代際傳承和跨國轉移進行超額累進征稅，較大幅度地減少社會超級富豪的食利性收入，當然也可配套實行財產再投資的稅收激勵政策和公益捐助鼓勵政策，鼓勵富豪財富進入社會再生產流程和社會慈善事業，促進生產發展和社會和諧。
總之，中國作為一個開放的經濟體，生產能力已足夠強，消費能力也應足夠強，關鍵是要實現社會公正和分配公平，這樣中國經濟結構就有了一個改善的良好基礎，並可引向可持續的高質量的發展。（責任編輯/吳文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