釋典
“無為”作為一種理念，可說是《老子》的精髓。王真通過《道德經論兵要義述》詮釋《老子》，自稱“習讀五千之文，每至探索奧旨，詳研大歸，未嚐不先於無為，次於不爭，以為教父”，把“無為”視作《老子》的旨歸，放在首要地位。
春秋末期由老聃所著《道德經》，又稱《老子》，是中國道家的主要經典。全書言簡意賅，博大精深，內容極為豐富，提出“道”、“自然”、“無為”等著名哲學理念，成為中國哲學的基石之作。
老子提出“無為”的政治主張，認為“無為”是治理天下應遵循的最高原則。“為無為，則無不治”，以無為治國沒有治不好的。“我無為則民自化，我好靜則民自正，我無事則民自富，我無欲則民自樸”。《老子》所提倡的“無為”並不是號召君王什麼也不做，而是不妄為，是順乎自然發展，“聖人之道，為而不爭”就是這個意思，即不擾民，順民心。“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沒有騷擾，沒有強製，百姓感到自己本來就是如此，而事情也已經辦成。
在處理人際關係的原則上，老子反複強調“柔弱不爭”，認為隻有“柔弱不爭”才能無往而不勝。“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以柔弱不爭做人，並不是把人變成一個懦弱可悲的角色，而是為了更多地獲取，達到更大的成功。
王真撰寫《道德經論兵要義述》，是對《道德經》的理論詮釋，雖不完全合乎《道德經》本義，也不是想用《老子》來指導戰爭，而是借著“無為”、“不爭”等觀點，來表達自己的軍事思想。王真從兵學的角度詮釋《老子》的旨趣，可謂獨辟蹊徑，因此，清代阮元在整理四庫未收書籍時注意到該書，在《研經室外集》中寫道：“真以朝議郎，出領漢州軍事，久列戎行，而考其談兵意指，顧深求乎《老子》之說，唐人之書不多是，宜錄也”。
王真，裏籍不詳，唐朝後期人，主要活動在憲宗時期，曾經以朝議郎，持節漢州諸軍事，代理漢州刺史，充任威勝軍使。元和四年（公元809年），撰成《道德經論兵要義述》上奏給朝廷，受到憲宗的褒獎。
王真認為，戰爭的根源，在於人類好爭的本性。“爭者，兵戰之源，禍亂之本”。人類好爭的本性，又是各種社會、心理因素造成的。“亂逆必爭、剛強必爭、暴慢必爭、忿至必爭、奢泰必爭、矜伐必爭、勝尚必爭、違愎必爭、進取必爭、勇猛必爭、愛惡必爭、專恣必爭、寵嬖必爭。夫如是，王者有一於此，則師興於海內；諸侯有一於此，則兵交於其國；卿大夫有一於此，則賊亂於其家；士庶人有一於此，則害成於其身。”“凡人之情，不能無爭”，好爭導致矛盾，引發戰爭。因此，人類要避免戰爭，就必須重視“不爭”，把它當作基本理念，取代好爭的本性。於無形中避免戰爭才是“不爭”的秘訣。
《老子》強調“柔弱勝剛強”，王真繼承這一思想，認為君主治國，以“謙柔用晦”為美德，就可以不用戰爭手段，使天下得以安定。“能成霸王者，必得勝者也；能得勝者，必強者也；能強者，必能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能自得者，必柔弱者也。故強大者有道，則不戰而克；小弱者有道，則不爭而得。”國家無論大小，隻要爭得人心，又能柔弱自處，就可以保持不敗。
王真從《老子》“無為”、“不爭”、“貴柔”角度來闡述自己對於戰爭的看法，這與這個時期兵學家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即強調“和為貴”，追求和平與安寧，反對戰亂，反對窮兵黷武。
《道德經論兵要義述》中的“無為”、“不爭”、“貴柔”謀略
王真認為：“夫天下之害，莫大於用兵；天下之利，莫大於戢兵”，因此倡導《老子》的“無為”。“無為”不僅包括避免戰爭，還包括其他內容。“夫王者，無為於喜怒，則刑賞不溢，金革不起；無為於求取，則賦斂不厚，供奉不繁；無為於愛惡，則用舍必當，賢不肖別矣；無為於近侍，則左右前後，皆正人矣；無為於土地，則兵革不出，士卒不勞矣；無為於百姓，則天下安矣。”君主不因為喜怒而濫用刑賞，不因為增加收入而橫征暴斂，不因為好惡而用人失當，不因為要依靠而身邊都安排人，不因為兼並土地而隨意出兵，對百姓不要有所作為就會天下安定，這些都屬於“無為”的要求。